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作者：袁剑平
我国高校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
笔者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从民国到50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高三时，校方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门门功课5分。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江雪报了北大、北师大。因家庭出身问题落榜。该年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仅两人。当时8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不宜录取”望而却步。
范天成，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也因家庭出身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是“全5分”，保送高中。他虽出身富农，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划掉，改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两年制大专），虽被录取却是一年制数学短训班（不算学历）。可谓“降格录取”典型。
1958年河南省“不宜录取”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
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
吴祖光谈到自己“右派”后的悲惨遭遇：“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
冯骥才也“不宜录取”：“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
遇罗克也“不宜录取”。1957年父母双双“右派”。1960年他高考落榜。他主动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但他所在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他再次名落孙山。
钱宗仁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全省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到《人民日报》当记者，却被诊断出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
蒋筑英父亲被劳改，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前校长，在天津读高中时也是高材生，老师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一流大学，他报了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
1998年诺贝尔物理获奖者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
“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少被公开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