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年暨“鲁迅和他身后的中国”学术研讨会
开场白
李新宇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大家好！虽然一些话开幕式上已经说过，但在这里，我还是要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
按照我的想法，应该请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先讲，才是礼貌。但乔以钢教授说，把大家请来开会，至少应该对会议主旨有个说明。我想也是，会议中心议题是我提议的，我有义务做个说明。所以，我就来做个开场白。
这个会的中心议题是“鲁迅与他身后的中国”，为什么是这么一个议题呢？院里提出让我准备这个会时，想到的是鲁迅逝世80周年。我想，既然是纪念逝世80周年，关注点应该是他的身后形象、身后这80年的际遇和实际影响。
鲁迅的影响之大无须论证，直到今天，无论爱他还是恨他，无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都绕不过他。他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
这个存在在这80年中是不断所变化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想首先简单梳理一下大致的情况：
从去世到40年代，短短的几年中，鲁迅的地位迅速上升，很快成了“现代圣人”，成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有了“最……最……”连用若干个“最”的那段权威定论。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有一个内容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会标。第一次文代会有个会标，挂在主席台后方的中央，并且印在大会文件的封面上，会标由两个头像构成：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鲁迅。
他就这样进入了新时代，成为旗帜，成了家喻户晓的伟人，被高高地捧上了神坛。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鲁迅的精神遗产并不适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需要。这在高层不是秘密。我这里只讲几件小事：一、根据宋云彬日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审定初中语文课本，就因为“思想有问题”而抽掉了《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二、1951年有人给《人民日报》写信，问如果鲁迅活着，会安排什么工作。人民日报的人回答不了，把信转给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郭沫若回答说：安排什么工作，要看鲁迅思想改造思想的情况，“如果改造得好，可以安排适当的工作”。由此看来，鲁迅并没有神圣性可言。众所周知的“毛罗对话”更说明了这一点。
鲁迅有问题，那就应该拉下神坛。这或许是当时不少文化官员的心愿，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高层文化官员，多在鲁迅“一个也不宽恕”的范围之内。但是，鲁迅这面旗帜是伟大领袖亲手竖起来的，所以，这些人无论心里多么不舒服，也不敢公然砍旗。
怎么办？为适应新时代的文化建设需要，就有了一个鲁迅形象再造工程。鲁迅研究、鲁迅教学、鲁迅宣传，都成了这个工程的组成部分。冯雪峰等人，许广平、周建人等鲁迅亲属，都成了这个再造工程的骨干力量。在瞿秋白提供的基础上，他们共同建构了一个新的鲁迅形象，突出的特点就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兵”。
这个工程进行得并不顺利。它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死了的人好对付，捧上神坛供着，怎么修饰都行；活着的弟子们乱说话，却是个大问题。客观地说，胡风等人对鲁迅的了解很有限，这是时代的悲剧，鲁迅的弟子们都没能达到鲁迅的高度，但他们毕竟对鲁迅有些了解，所以不认同时代要塑造的那个样子。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有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被专政之后，鲁迅形象再造工程仍然很不顺利，难题甚多，电影《鲁迅传》的流产就是象征。
文革时期的鲁迅似乎很风光，从“破四旧”到“批林批孔”“批宋江”，几乎每一场运动都可以看到鲁迅的旗帜。包括红卫兵打老师、打校长，也常常喊着“痛打落水狗”的口号。如果单从这方面看，鲁迅的作用应该是负面的。但是，另一种情况却不能忽视：钱理群，王富仁，林贤治，陈丹青，包括我自己和在座的不少朋友，都曾在那个年代从鲁迅那里得到过精神上的支持和滋养。王富仁说，他从那个年代走来，是站着走过来的，不是跪着爬过来的。这力量就来自鲁迅。这里显示的问题是：鲁迅一方面支持了姚文元、梁效、初澜等；一方面又支持了这些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值得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可以对鲁迅评头论足了。于是对鲁迅的批判之声日益高涨：有人以文化先锋的姿态，认为鲁迅是前进路上的一块大石头，必需搬开；有人站在政治保守主义的立场上，认为鲁迅不利于维稳，前文化部长王蒙就说过鲁迅能“引发地震”；有人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看问题，鲁迅问题更严重，他竟然说中国文明吃人，说中国文明是一桌“人肉的筵宴”，而中国是“制作这筵宴的厨房”，说中国全部的历史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直接导致了传统的断裂；有人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找出许多证据证明鲁迅是“汉奸”……
如此种种，都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到底该怎么看？开这个会，就是想请大家来讨论一下。当然，讨论不限于这些问题。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也可以叫引言。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