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活着，作见证作者：
刘亚伟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犹太作家艾丽维塞尔说：敌人若能把罪恶从人类的记忆中全部抹去，他们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作为见证人，我坚信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不让他们得逞。他说，他“坚信这个历史迟早会受到公正的审判，我必须出面作证。”
——《此心无羁》之八
谎言的制造者、发布者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巨大的身影，而那些青春男女呢？在一次次革命、造反、运动、战争中献出生命的人们，大多数人甚至没有一块墓碑，甚至来不及被掩埋，成为孤魂野鬼，今天，人们甚至早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 面对今天的现实，该如何向他们交待？也许，历史本来就无需交待。历史匆匆地继续着它的脚步，无暇理会从那些荒草萋萋的坟茔中发出的怯怯呼唤。
瑞典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在他的长篇小说《失忆》的中文版序中干脆说：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也是指和经济活动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权力——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的逃出了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米兰昆德拉说: 人类反对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反对遗忘的斗争。 索尔仁尼琴在谈到苏联时说：“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因此，说出真相的意义就在这里。
乔治·奥威尔说：“过去并不客观存在，只存在于语言文字之中和人的记忆之中。”“既然党控制记录，那么，党想让过去成为什么样子它就必然成为什么样子。 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说真话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动。”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有一个见证文学的概念。犹太作家埃利.维塞尔因进行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创作，“把个人的关注化为对一切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而荣获198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在获奖发言中，埃利.维塞尔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犹太小男孩发现了夜的王国。我记得他的困惑，也记得他的痛苦，一切都来的太快。犹太区、押解出境、密封的牲口车、燃烧的祭坛，我们犹太人的历史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全都意味着牺牲。我记得他问父亲：”这是真的吗？现在是20世纪，不是中世纪。谁能容忍这种罪行？世界怎能一声不吭？” 现在，那个孩子转过身来，“请告诉我，”他说，“你为我的未来做了什么，你为自己的一生做了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尽力，我在尽力保持活的记忆，我在同那些企图忘记过去的人作斗争。因为忘记过去，我们就是千古罪人，就是敌人的帮凶。 后来，我对他解释说，我们当时很天真，世界知道这件事，却缄默不语。因此我才发誓，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有人受苦受难受屈辱，我就绝不保持沉默。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决定自己站在哪一方。 中立只会助纣为虐，而无助于受虐者。 沉默只会鼓励施暴的人，而无助于受难者。
有时，我们必须干涉，当人类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当人类的尊严受到践踏时，国界就无关宏旨，我们不能因为事情敏感而有所退缩。每当有男人和女人因为种族、宗教和政治歧见受到迫害时，那个地区、那一时点——就应当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他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夜》的序言中写道：敌人若能把罪恶从人类的记忆中全部抹去，他们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作为见证人，我坚信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不让他们得逞。他说，他“坚信这个历史迟早会受到公正的审判，我必须出面作证。 真相必须能够公开说出来才是真相。 在当下，揭开那些一直被遮蔽的真相，就是最好最有效的启蒙。 作为文革的幸存者之一，我把“活着，做见证”，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说出真相，分享记忆——包括诉说和聆听，使那些历史见证人的个人记忆，通过叙述和在公共空间的自由交流传播，成为一种共同记忆，成为一种公共政治性质的历史凭证，这不仅仅是为了记住更多的人，更是为了当下和明天。 让我最后再引用埃利.维塞尔一句名言：“目击者必须挺身而出作见证人，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即将出生的孩子，他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