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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以色列崛起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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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以色列崛起之谜作者:

作者:孙亚芳(华为公司董事长)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公司号召向美国学习技术,他们先进而不保守,富裕而不惰怠;向日本人学习管理,他们执着认真,任何一件小事,都分解成很多作业程序,开始做时,拟定者都很繁琐,而后来人引用就十分便当,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向德国人学习一丝不苟的实干精神,他们的踏实认真,才使“奔驰”、“西门子”……成为世界名牌产品。

孙亚芳的文章向我们提出了什么?就是学习以色列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高度的民族与群体的团结精神。我们还要向韩国人民学习爱国主义精神。

自强不息永远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希望的精神支柱,但精神需要物质来支持与巩固。这就是公司的基本法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把这篇文章看成基本法的辅导报告之一。

虽然文章没有写我们的公司怎么办,没有谈到通信,但当华为人能兼容世界最优秀民族的优良特性时,还有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我们用这么高的成本吸收了这么多的高素质人才,在经济学上讲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政治上讲是合算的。只有这样才能率先在中国建立一个兼容百家的群体。这篇文章写清了一个多么好的榜样。希望大家认真读读。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我曾经听过许许多多关于以色列的传说,她在我脑海中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国度,让人难以琢磨。同时又充满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令人关注。由于近些年来国际大大小小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以色列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是一个不得安宁、充满战火的是非之地。今年2月16日至21日,我们随代表团访问了以色列,重点是访问以色列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开展与他们的技术合作与市场合作。短短四天的访问与交流,可以说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却感慨颇多,给我一个重新认识她的机会。

 


1神秘的矛盾之邦



以色列是一个颇具魅力、充满生机的国家,她有令世人震惊的人类之谜,她是世界上最具有特色的国土之一。这些特色都是以矛盾的方式在体现着。


她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自然资源贫瘠,但国家又十分富有:以色列位于中东之角,是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处,人口500多万,以犹太人为主,国土面积7,878平方英里,相当于我国的一个中小城市,一个建造在沙漠和戈壁之上的袖珍之国。


她是一个古老而又十分年轻的国度,有着悠久却曾被割裂的历史:她同中国一样古老,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但却曾中断了整整二十个世纪,被世界所遗忘,直到1984年才重新建国。


她是一个多民族、多国藉、多文化组成的国家: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100多个不同的民族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些居民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带来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们相互交汇,相互融合,又相互矛盾。


犹太民族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和聪明的民族,却曾遭到毁灭性的虐杀:以色列以犹太人为主,纳粹主义带来了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近600万犹太人被残杀在集中营中,成为人类史上最伤感的一幕。


三大宗教的圣集聚在这里,被称为全人类的宗教圣都:在耶路撒冷的老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集中在这里,耶稣遇难的真实故事发生在这里……圣经成为了解以色列历史的指南。


世界上唯一还存在的共产主义的集体农庄;以色列上百个基布兹(集体农庄)表明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的诞生,为以色列在纷乱中的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成为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中最有趣、最客观的现象之一。


她建国时间不长,却已成为世界上高科技的王国之一:以色列的遗传工程、农业技术、电子、军火、钻石加工等方面的高科技成果闻名于全世界。


她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明确边界的国家,成为一块为领土争端不休的是非之地:近年来,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出现在世界各国报纸的头版上,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成为争论不休的世界新闻热点。


……


在这里,资源贫瘠又十发富有,过去与未来、东方与西方、战争与和平、宗教信仰与现代进步、神秘主义与专家治国论,它们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以色列培育矛盾的人,在矛盾的冲突和平衡中成长起来。我试图从这些充满矛盾的特色中去解开以色列崛起之谜。



2自强不息、执着追求的精神



历史留给以色列人的不是古老和辉煌,只是零散与辛酸。在这段饱经沧桑的历史中,以色列人得到的唯一财富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能量的积累和爆发是推动以色列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动力。


以色列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冲突、战争、欺凌的苦难历史。五千年前她曾是文明之光升起的地方,开创了文明而短暂的帝国。是她的特殊战略位置使她饱经沧桑,为历代国外异族所垂涎。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还有阿拉伯人、十字军骑士和土耳其人,乃至英国人都 把征服以色列作为巩固帝国统治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这种冲突与争夺中,以色列的历史曾被中断了二十个世纪而被世人遗忘。


整整两千年,犹太人离散在全世界的70多个国家,过着流浪的生活。传说我国的开封等地还有犹太人的后裔生活过。从1933年到1945年,先后近600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分子屠杀,在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前的99英尺高的圆柱上,铭刻着“记住”一词,在大屠杀纪念馆里收集了最完整和最感人的记录,记载了犹太人被残害的过程。这是对全世界的告诫,决不允许大灾难重演。


在流浪的二十个世纪中,重返以色列,建立自己的家园已成为犹太人首要的精神支柱。全世界的犹太人总是面向东方以无数次的呼唤聊慰思乡的忧伤。“明天一定要回耶路撒冷”这种执着的信念在他们的心底呼唤,一代人又一代人地呼唤……在战争,流浪、屠杀中顽强生存下来的犹太人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对重返家园的渴望长达两千年。当1948年以色列人凭借历史的权利及联合国的决议宣告独立时,犹太人重返家园的梦想成真。可以想象,这个民族几个世纪积聚的精神能量如同千年的火山爆发一样释放出来——足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


以色列苦难的历史和后期的迅速崛起,使我们思考这么一个事实: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都曾拥有悠久而辉煌的过去。古代五千年的文明史令世人刮目相看。中国的四大发明,我们的小学生也能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中国人为这悠久的历史陶醉,自信心、自豪感油然而生。当十多年前,我们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时,我们却困惑了,为什么文明古国的中国、印度、埃及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而巴比伦早已不复存在?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如果我们继续沉醉于过去的成就与辉煌,继续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把古老的历史作为包袱,我们还会被历史抛得更远。过去的成就与辉煌不可能自然演进,不进则退,这就是历史的必然。这对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集体或个人都是严酷的事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破碎的国家、离散的民族,唯有精神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是生生不息的。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国家的苦难历史后,才充分理解以色列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差的条件下高速发展,创造世界奇迹。其精神力量源源不断的释放是她迅速崛起的根本所在



3智慧的力量



以色列几乎没有天然的自然资源,他们取之不尽的资源就是智慧——来源于犹太人聪明的脑袋,这种智力资源的应用,使以色列人创造了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奇迹


我们在访问俄罗斯、美国、西欧时,曾万分感慨上帝对他们的恩赐,从飞机上往下看,一望无际的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令人赞叹不已。再往中国飞呢,尤其是飞过光秃秃的大西北上空,我似乎找到了贫困的理由——上帝不公平,我们的资源太贫乏。访问以色列之后,我为这个理由惭愧。以色列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贫瘠的国家,尤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的缺乏。以色列的边界冲突许多是为水而战。但当你踏上这块国土时,你很难相信她是在沙漠和戈壁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一片充满生机的绿洲。


这些绿色植物和庄稼能在严重缺水的沙漠和戈壁滩上生长,得益于以色列闻名于世界的高科滴灌技术和喷灌技术。


在以色列的街道,沿途可见滴灌用的橡皮管四处延伸。她在每一株植物的根部开一个支管,这种滴灌作业完全由计算机控制,她能自动测试植物的生长环境、水分、养料等,自动向植物根部输送水和养料。凡是有树林、花载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管子,而草坪、大面积的庄稼则是采用喷灌方式。无土养植技术也是以色列的专利。以色列大片大片的树林和花茎、草坪都是人工技术培育的,一些四通八达的滴管在计算机的控制下,准确地、极度节省地把水分、养料输送给植物,把这片沙漠变成了花园城市。


以色列的遗传工程也是闻名于全世界的,最有趣的是以色列采用遗传工程技术种植的西红柿等蔬菜,其生长期、成熟期、采摘期,甚至形状、颜色都可以用计算机控制。访问中,我们代表团团长问道,能不能培养方形的西红柿、青椒、苹果,他们自豪地说:“可以,只要想得到就可以做得到”。聪明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充分运用智慧改造自然,创造财富。


访问期间,我们参观了以色列最有名的魏茨曼研究所。这个所在农业技术,尤其是在遗传工程方面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世界的领先水平。该所为世界各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我们见到了中国在该所的6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其中也有从事遗传工程的研究生。在交流中,我们问到他们毕业后的去向,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希望回国,但也有人担心回国后能否有所作为。


作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从事农业技术研究的人少得可怜,从而倍显珍贵。留学生的担心怎样理解?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是解决农民问题,如何组织、引导农民致富,高科技农业技术如何在广大农村普及运用,这个课题似乎太大,需要国家来解决。但有一点我们要承认,中国的自然资源条件比以色列要强得多,中国人也不比以色列人笨。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是精神,全民族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奋斗精神。


前几天从报纸上看到湖北蓝胜利辞官植树的报道,十分感人。现在华为人在纷纷捐款,献上一点微薄的心意,以支持这种为后人造福,改造自然的实际行动。中国已有几十例这样的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需要政府来提倡、引导和组织。同时,希望我们中国的留学生不但要把以色列高科技学到手,更重要的是要把以色列人自强不息、改造自然的精神学回来,带动中国农业的进步。

 


4博大的胸怀



以色列人善于开放自我,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拓展生存空间,并吸纳不同文化的营养和全人类的知识与经验,这是她迅速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色列是一个年青的国家,极富移民社会的现代性和开放的特点。在其经济中心城市特拉维夫,你几乎感觉不到东西方的差异,他们都操着十分地道的英语,完全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商店、影院、咖啡馆、剧场、夜总会,以大都市所具有的紧张而激烈的节奏跳动着。有人把特拉维夫称为以色列的纽约。而特拉维夫的高科技区域,又酷似美国的硅谷。


这个民族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吸收不同文化的营养。他们虽然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上严格保留了各自的特色,但是却能广泛吸纳各民族、各国人的经验与智慧。以色列民族这种充分开放的特点顺应了当今信息时代的潮流,使这个国家在较短的发展时间内实现了国际接轨并拥有空前的社会经验和全人类的智力成果。


以色列由于国土很小,生存发展空间有限,这就迫使他们的商人眼睛盯着国际市场,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去拓展空间并有效地利用组织来实现这种拓展。犹太人的后裔分布在世界各国,由于这个民族十分团结,善于集体协作,他们通过各种民间机构广泛收集、了解世界各国的发展动态。小小的一国家,几乎拥有一个遍布世界的商业情报网。每一个以色列的商人都会利用这个资源,并获得求助,再加上他们穷追不舍的精神,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成功率都很高。


相比之下,中国虽是大国,在海外的整体实力倒不如这些小国。尤其是在东欧做贸易的企业,发展更加艰难。每一个企业都在悲怆地孤军奋战。相互之间谈不上合作,却有拆台的。可以说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影响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整体形象……。我们是否应该借鉴一下南韩、台湾、印度、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他们是利用工商联合会的形式来组织企业,形成整体最佳优势,开拓海外市场。


在以色列期间,我们访问了一家具有相当实力的工商企业集团——艾森贝格集团。艾森贝格是以色列商界的风云人物之一。据介绍,几乎以色列所有公司的产品,当初都是在他的支持策划下进入中国市场的。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艾森贝格集团向代表团介绍他们拓展中国市场的成果及计划,他们与中国合作的项目涉及了电子、化工、农业等项目,在每个领域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和精心策划令我们大开眼界,其中无不充满了犹太人的智慧和胆识。


他们还善于在每一个关键点上动脑筋。例如:以色列的滴灌技术,中国就这个项目派出去学习的代表团不下一百个,但最终结论都是成本太高,不能普及而告终。他们就专门给中国设计了一套低成本、容易向农民普及的滴灌技术。随团出访的农业专家也不得不佩服他们这套方案。艾森贝格集团的项目已经拓展到了中国每一个省。他们在多个领域都具有领先世界的高科技成果,并成功地进入了美国、欧洲、中国等大市场。以色列有许多这样的工商企业集团,在世界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拓展生存空间,支撑着以色列经济的高速发展。



5矛盾与和谐



以色列人是解决矛盾的天才,善于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求平衡与和谐,极富智慧地处理内外纠纷,求同存异,使这个是非之国在矛盾的冲突与平衡中仍保持高速发展


以色列是一个内部和外部都充满矛盾的国家。她有上百个民族,其居民来自70多个国家。以色列的犹太人不再仅仅是犹太人,而是不同种类的犹太人,有阿拉人、欧洲籍人、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美国人、俄罗斯人等,他们都顽强地保护着各自的文化传统遗产。其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关系的结果是和平共处。尽管差异很多,但都努力设想一个共同的未来,创造一种新的生活,这种共创美好未来的目标导向使之成为一个矛盾而又和谐 的社会成功的典范。也正是这些社会经历,使这么一个小国的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都不愧为世界级的人才。


以色列存在的理由是成立一个民族多元化社会,她不会因为文化根基、宗教信徒的不同或不理解而岌岌可危,无论在世界舞台还是国内社会,她都是一个坚强的国家。一个充满冲突和矛盾的国家能这样团结齐心,我们要归功于以色列民族较高的整体素质和解决矛盾的才能。在这里,“求同”与“存异”都十分重要,“求同”可以通过目标导向、精神和文化的统一来解决,而“存异”则需要处理矛盾的人所拥有的“胸怀”和“智慧”,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要容忍差异存在;同时,要智慧地引导,避免差异的激化,并创造条件使她服从大目标的导向。


以色列人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才能是我们要学习的。华为是一个高速发展,在管理上又缺乏经验的公司,我们已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新人的不断涌入,势必带来文化的差异但毕竟我们的文化根基是相同的,与以色列宗教、种族、文化上的根深蒂固的差异相比要简单得多。但一个年青的公司最感到棘手的问题是矛盾的平衡问题,我们绝大多数员工是从学校到企业。如今走向管理岗位的人,大多是从业务尖子中提上来的。没有管理方面的知识、技能与经验,更谈不上企业家的领导才能与魅力。不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都普遍存在社会阅历浅、缺少磨炼、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弱的特点,可以说是不成熟的人在管理不成熟的人。公司在高速发展,给管理者带来很大的挑战与压力。我们在解决矛盾的时候,往往以快速处理为原则,表面上解决了问题,但实质上制造了新的矛盾,或把矛盾激化,无形中产生离心的作用。


前几天看到《华为人报》有关“训文化”的讨论,这在管理者中的确普遍存在,人大老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说,“华为公司的年轻管理者要切忌发脾气,靠训斥下属是树立不起威信的。在华为,只有公司总裁有资格发发脾气……”。我想我们每一个管理者都不会有心去训斥人、发脾气,但是在压力太大的情况下,缺乏对自己的控制能力而训斥下属。智慧地解决矛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任总说对人的管理是最难的管理,而对人的管理中最难把握的平衡矛盾。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方法,同时还要学会妥协。平衡矛盾中这种对度的把握没有标准可言,要靠我们去“悟”。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修炼的过程。首先从真心地尊重他人做起,尊重每一位员工,包括在服务部门的基础员工,尊重顾客,尊重供应商和合作者。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把自己的所谓“官职”忘掉。因为我们都是不合格的管理者,这个官职是“虚”的。忘掉“官职”,脾气自然会小一些,避免官大压人。同时要培养自己的胸怀和气度以及与人交往的能力,学会用智慧而不是感情和义气来解决矛盾,共创一个内和外顺的发展环境。

 


6虔诚的信仰



宗教信仰把以色列人在精神上高度统一起来,并促进了以色列的现代文明与进步。


位于犹太山上的耶路撒冷,被称为全人类的宗教圣都 。她汇集了这个国家及中东的所有矛盾,并以最明显的方式展现着。虽然以色列人称之为首都,但却没有被联合国正式承认过。她有40万人口,是三大宗的圣地,是充满宗教热情和回忆的城市。对犹太人而言,这是开始于大卫王时代的犹太首都,这里有被十五世纪的土木建筑包围着的哭墙,是犹太教的露天教堂;对基督教而言,这是耶酥基督受难的地方,这里有圣墓,传说是基督教耶酥升天的地方;对于回教徒来说,这是他们和平的圣都,有伊斯兰教的教堂奥玛清真寺。这三大教派的圣殿,都集中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几百英尺之内,给耶路撒冷蒙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如果说特拉维夫代表现代的话,耶路撒冷则代表了古老,两个城市的风格差异之大,感觉象是两个国别。甚至从街上行人的着装、言谈举止上都有这种明显的差别。特拉维夫的居民着装流行、随意,表情十分轻松,无拘无束;而耶路撒冷的居民更多地保留传统装束或正统的西装,路上的行人来去匆匆,不苟言笑,表情庄重而神秘。我们穿梭于这两城之间时,受到这种环境氛围的影响,会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举止,尤其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三个教区内穿行时,要小心谨慎,生怕冒犯了什么教规。


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是一条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相连(相距39英里,大约1小时路程)。这条公路穿过人工培育的绿色平原,但她们却像被几千年的历史分开,这里没有喧闹、混乱,没有新式的高楼大厦,整个耶路撒冷建造在连绵不断的石头山(犹太山)上,为了保持这座古城的原迹,有法律规定这里建造的房子材料必须是石头,看上去简直是一座神秘的石头城。当然,聪明的以色列人也会用石头把房子造得如宫殿般美丽,并让她充分体现着古朴、回归自然的美以及强烈的宗教色彩。


外乡人到耶路撒冷,会被这里复杂的宗教教规搞得摸不着头脑。每逢星期五,是穆斯林的节日,全城三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停止一切活动,过他们的节日,来到清真寺前祈祷。转天星期六是犹太教的安息日,极正统的信徒早在星期五下午就禁止车辆流动,信徒们来到犹太教以哭墙为中心的露天教堂面前祈祷。星期天,基督教徒们纷纷来到专供基督教祈祷的地方,在这里可目睹耶稣生与死的纪念之地。最为有趣的是在每一个圣殿周围和交通要道,都有荷枪实弹的军人把守,给这座神秘的宗教之城带来了几分战时的气氛,这大概是受中东局势动荡的影响,在紧急的情况下,是由军人来保护各自的圣殿。


这个小小的地区集聚了三大教派,居民们严格按各自教规行事,但又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当我们穿过不同教区的商业区时,商人们都会热情地用英文向我们问好。以色列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重,他们认为中国民族和犹太民族一样聪明,只有中国人最有资格和他们谈生意。从他们的服饰上可以看出教派的区虽。甚至犹太教也极端正教派和改良派,极端正教的犹太人着黑大衣、黑礼帽,十分神秘,而改良派的标志仅是头上戴着小瓜皮帽,甚至许多企业的大老板也是身着笔挺的西装,头上顶着这样的帽子,宗教信仰并不妨碍他们充分分享现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我们访问的高科技公司中,有不少公司总裁和高级管理人员头戴犹太教的瓜皮帽子,用流利的英语向我们介绍他们的最新科技成果。他们的餐厅也有为不同教派的人准备的饭菜。他们告诉我们,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已成为他们精神上统一的支柱。但并不妨碍他们与世界文明广泛交流。


这座老城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那座哭墙,犹太人的灵魂之窗,这是犹太人上帝之殿灭亡的象征。罗马帝国占领时期,犹太人开始向外散居。在漫长的两千年的流浪时代,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犹太人,总是朝着这座墙的方向祈祷,这座墙因此成为犹太人再度征服耶路撒冷及统一犹太民族梦想的象征。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幅独特的情景,尽管遭受了上行年的迫害,但这种再度统一的信念使犹太人保持了纯洁与团结,当这个梦想终于实现的时候,回乡的犹太人依照正规教规中男女别席的集合祈祷,失声痛哭,几十代人失而复得的梦想,几十个世纪的流放终有归宿。这座哭墙只是一个象征,她代表的真正含义是犹太人自强不息、顽强生存的精神。


我们虽不信教,但却被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所带来的精神上的高度统一所感动。不管什么教派,都在为繁荣这个国家,创造道德完美、公平的社会而努力。多教派宗教信仰给以色列人带来的不是愚昧、落后、争斗,而是心灵的净化,精神的统一,目标的一致,胸怀的远大。在这里,宗教信仰和现代进步被统一得如此和谐,我们要佩服智慧的犹太人创造性地解决了人们普遍认为宗教的落后、愚昧阻碍社会进步的问题。尤其是她高度统一了犹太人的意志,能在建国不到50年的时间内,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并拥有了多领域的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马克思把宗教自然称为精神鸦片,对此我们不敢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宗教为以色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使得几代人前仆后继,不懈地追求各自的信仰。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打不起精神,往往是因为没有信仰,缺乏目标。你可以不信仰,缺乏目标。有一首老歌名叫《心愿》,其中唱到“燃烧的永远是热血,不朽的永远是信念。 我们对着太阳说,向往不会改变;我们对着长江说,追求不会改变。”现今听来,别有一番新感受。作为华为人,我们认同的是公司的理念和文化,我们向往的是公司和个人的美好未来,我们追求的是产业报国,振兴中华的梦想。有了这种精神和信仰,我们就能够高度团结起来,共同实现目标。公司制定的基本法,其作用就在于此。这次出访随身带了一份基本法,在耶路撒冷突发奇想,基本法对于华为公司来讲,何尝不是一部企业《圣经》。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对它顶礼膜拜,但公司的每一个人都要认同它,用它来指导、牵引我们的事业,并溶化在我们的整个管理工作中。

 


7共同的家园



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兹)成为繁荣这个国家农村经济的支柱,是工农业经济方面成功的领先实验区。在战争情况下她还成为阻止进攻的军事基地。


“基布兹”是希伯莱语,意即群体,起源于一个集体主义的工农业体系,以色列土地开垦部分是从这个体系进行的。从1909年第一个“公社”的设想成为现实,她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已发展到几百个公社,遍布以色列每一个角落。虽然现在基布兹的生活仍由老的集体主义道德标准所规范,但居民的生活是十分充实的。


我们访问了具有80年历史的基布兹,它位于加沙地带附近。当初建在这里也是为了防御的需要。最早是几个年青人其中还有俄罗斯人在沙漠上为开垦土地而建立起来的,这个基布兹现在有400多人口,这里有俱乐部、图书馆、幼儿园等,以农业为主,采用机械化大面积耕作,有滴灌和喷灌计算机控制中心。他们高科技在农业上应用,使得棉花皮棉产量达到亩产200多公斤(而我国目前的平均水平在亩产50公斤左右)。


基布兹基本采用供给制,按需分配。公社统一建房,同一标准,社长同社员的待遇一样。从幼儿教育开始到上大学都由公社免费提供,但大学毕业后回基布兹工作。少数留在外面工作的,除基本生活费外,工资要上交到基布兹,由基布兹统一分配。我们在公社食堂吃了一次十分丰富的午餐,食堂就餐是免费的,各取所需。从与基布兹社员的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十分热爱基布兹,享受基布兹给他们带来的和平与安宁,并努力为基布兹创造财富。如果说农村的个人承包方式充分调动了农民个体创造的积极性,基布兹的集体农庄方式则是充分运作了集体协作资源,使农业高科技在农庄的普及使用发挥了效能,她实现了初级意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当今世界上一个个社会主义阵营被瓦解,一个个人民公社消亡之后,以色列的这种现象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公社模式,这上百个公社为什么能够保存下来,持续发展,并为以色列在纷乱中稳定高速地发展创造条件,已成为社会学家感兴趣的课题之一。


也许是因为犹太民族受过太多的磨难,因为她的宗教信仰在精神上的高度统一,这个民族非常团结,他们善于集体协作,热爱集体生活,并把这种乌托邦式的模式保存下来,仿佛没有受到外面的冲击,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但我印象中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她似乎缺少一种竞争的活力,我只能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也相信以色列人会解决集体农庄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


在访问以色列之前,对基布兹闻所未闻,她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过去,我国也进行过长达20余年的实验,但人民公社终以失败而告终。这正应了那首古诗,“刘郎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以色列人却把我们曾有的空中楼阁建立在坚实的戈壁荒原上。我想这首先归因于以色列人执着的信念,其次还因为基布兹使其成员摆脱了贫困与愚昧,她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与拥护。联想到华为,我们不仅要拥有博大的精神家园,而且还应拥有丰裕的物质家园。人的一生,滞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工作单位,华为公司更是如此。华为人不仅要拥有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还要建设更富足的物质乐园。这需要全体华为人付出艰辛的劳动。未来当我们回首时,会为今天的选择和贡献而欣慰和自豪。那时我们将成为自己精神家园和物质乐园的忠诚守望者。

 


8高科技的王国



一个国家在高科技方面的发展,是这个国家综合实力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以色列拥有在世界上引以为自豪的高科技成果,这此成果带动了以色列在各个领域与世界水平同步发展。


七年前在北京工作时,就耳闻以色列在高技术领域颇具实力,这次我们访问了TELEDATA、ECI、TADIRAN、PHASECOM、METELINK、RADDATA、PHONET等七家通信高技术企业,他们在传输、接入网、通信等项目的突破是举世瞩目的,并成功地是入了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和庞大的中国市场。


以色列的工商联会十分活跃,我们的日程是通过使馆与他们共同安排的。他们对我们的访问十分重视,这些企业门口都竖有中以两 国国旗和欢迎我们的字牌。这些企业就规模而言都不算大,大一些的约两三千人,营业额几亿美金,也有百余人左右的企业,营业额几千万到1亿美金,但都拥有他们引以自豪的独特技术优势。


例如ECI在传输技术上是世界领先的企业,当巴统还在对中国封锁这项技术的时候,他们就率先绕过巴统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人了解以色列这个领域的水平大概也是从这里开始的。ECI这家公司在我国的通信业行业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他们的SDH设备已在全世界打响,进入了美国、欧洲市场,以色列的高科技在局部突破的能力很强,我们公司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产品。同时,我们可以借用他们在美国、欧洲市场的渠道,把产品打入发达国家市场。


在我们访问的这七家高科技公司中,每一家都有领先世界的科研成果,并努力拓展世界市场。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技术交流,就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现在已有五家公司回访了我们,其中有的是第三次回访。这些公司通过对我们公司技术及产品的了解,尤其是我们公司SDH传输设备的独特的优点及对中国网情的适应能力,我们公司在接入网的关键技术中V5.2接口的突破和在天津的成功运用,我们公司推出的STP信令 转接设备,这些都代表了华为在该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他们高度评价了我们这些成果,并与我们公司签署了技术合作和共同拓展国际市场的协议。与以色列这些公司的接触时间不长,但他们那种捕捉机会的反应速度和办事效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与整体东欧企业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与电子通信的高科技企业一样,以色列的农业、化工、军事等领域的高科技行业,也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他们的市场和生存空间,使得这个小小的国家在世界舞台的每一角落都充分地表现着,引起世人的关注。


以色列在当今世界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她是整个中东局势的稳定与否的焦点。美国为了控制整个中东局势,与以色列结成战略同盟,并每年给她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争端问题从未停止过,但这些并不妨碍这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和与世界的广泛交流。以色列人善于在矛盾中生存,在矛盾中前进。


在以色列,除了这些引人深思的历史和社会画卷,她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和迷人的自然景观。以色列几行年历史的足迹随处可见,古以色列人的堡垒、古罗马竞技场、拜占庭教堂、十字军宗教城堡,以及堪称世界奇迹的死海。据说是世界最低点(被称为地球的肚脐),低于海平面一千多英尺,含盐量是普通海水的10倍,人在水中不可能下沉,这里没有植物,没有生物,似乎地球在这里不转了,生命在这里停止了,你会感到极端的孤寂与平静……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前往,只能从使馆人员的口中听景解馋。我相信在以色列,历史学家、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旅游者都会以极大的兴趣在各自的领域中遨游探索。这个民族有太多值得我们了解和探讨的东西,并从中得到启示。

 


9未完的话题



尽管这次出访时间很短,来去匆匆,我们很难全面了解这个民族,但我从一些粗浅的了解中开始喜欢上这个民族。这是一个热情、开放、充满活力、自强不息的民族,她聪明而不懒惰,执着而不保守,富有而十分勤俭,充满个性而又高度团结。从这个民族优秀的品质和可贵的精神中,引发出许多思考。


  1. 我们在学习美国的技术、日本人的管理和德国人的认真的同时,还应学习以色列民族自强不息、执着追求的精神。

  2. 我们应该拥有像以色列民族一样博大的胸怀和高深的境界,团结起来,共筑华为人的精神家园。

  3. 我们应该像以色列民族一样,善于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点,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真正在华为建立成一个开放的学习型组织。

  4. 我们应学习以色列人面对矛盾的胸襟和处理矛盾的技巧,敢于面对矛盾,善于化解矛盾,在矛盾中锻炼自己。

  5. 我们应学习以色列人的修养,提高个人素质和文明程度,从点滴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以实际行动来提升华为公司的企业形象。

  6. 我们应学习以色列民族勤俭节约的主人翁精神,为公司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从点点滴滴做起。

  7. 我们应学习以色列民族的创新精神,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向自己挑战,向未来挑战。

  8. ……


以色列民族有许多我们值得学习的东西,以色列的成功之谜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索。


 

[转载]请全体起立,向司马南同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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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可 


不要笑,也不要哭,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向司马南同志致敬。是致敬,不是默哀!


司马南同志不远万里,深入虎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万死不辞,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我们中有些宵小之徒,竟然为此嘲笑司马南同志,打击司马南同志,甚至跟司马南同志划清界限,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些人污蔑司马南同志,说他满嘴爱党爱国,以反美斗士自居,竟然移民美国做了汉奸,是首鼠两端的人渣!且不论司马南同志是否真移民,就算是,也没什么大不了,丝毫不影响他作为爱国者的伟大形象。


依照《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任何人都有迁徙的自由。司马南同志肯定是人,不是狗,自然要受世界人权宣言的保护!就算他是狗(无论什么品种),那也归家禽协会管,用不着闲人们说三道四。




以在下拙见,司马南同志打入美帝,绝无个人私利。单刀赴会,远离组织,周围都是阶级敌人,且没有臭带鱼吃,他容易吗?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作为新款杨子荣,如果不杀进匪巢(不是卵巢),如何跟巢外的爱国志士里应外合,彻底消灭美帝座山雕?


也有人说,司马南要移民,为何不去朝鲜、俄罗斯,那可是兄弟之邦。说这话的人,完全是没生过孩子不知道X疼。如果司马南同志去朝鲜,就不怕被白头山大元帅剁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想想当年所谓延安派的下场吧!

 

白头山元帅连姑父都敢剁,遑论中国同志?再说了,朝鲜是社会主义仙境,用得着革命斗士吗?司马南同志的使命是解放水深火热中的愚夫愚妇,神仙和仙女需要解放吗?


更有人污蔑司马南同志,说他去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头型。因为上次在美国,被电梯夹得不够扁,需要再加工一下。司马南同志本想要个“又红又专”的板砖款,结果弄成了烂茄子。这样说真的很可恶,有损我泱泱大国的气度,毕竟我们崛起了。就算我们各方面不如美帝,但修理脑袋的技术,应不逊他人。极目四望,大街上没被夹过的,多吗?司马南同志何必舍近求远?!


司马南同志之所以深入美帝巢穴,根本原因有二:第一,他要做新时代的杨子荣,只有强势插入敌人心脏,才能产生摧古拉朽的效果。想想第五纵队的先烈、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何尝不是如此。


第二,司马南巧妙地利用了美帝的致命弱点。美帝最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就是民主制度,就是言论自由。这为他开展革命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是全副武装的朝鲜、俄罗斯,还怎么搞?要么闭嘴,要么变成大元帅姑父!


当然,最为关键的是,司马南同志在美帝巢穴做了什么?


有不少人说,司马南同志在美帝的媒体上,一改在国内爱国爱党逢美必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整天挖苦或者大骂中国,其辛辣堪比鲁迅。我承认这都是事实,但也只是对事物表象的肤浅认识。所谓井蛙不可语天,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作为反美斗士,司马南到了美国为何不骂美帝?这很容易理解,只是为了掩护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以便更好地完成革命工作罢了。其实他恨得牙根痒,经常为此大小便失禁。但为了革命工作,即便被自己的同志误解,他忍了!


试想,杨子荣进了土匪窝,能公开骂座山雕吗?为了革命大业,别说受点委屈,就是给敌人当狗,甚至献上菊花,也很有必要,唯有牺牲多壮志嘛!


至于司马南突然呲必中国,只怪阁下鼠目寸光,觉悟太低,看不清一个伟大革命者的深谋远虑。司马南之所以把中国官员的祖宗八代刨出来,只是为了麻痹、腐化敌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诸位想想,因为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美帝的官僚体系比较廉洁,好不容易弄出个大老虎,就他妈的贪污几千美元,何有大国气度可言。但依照历史的经验,这种老虎苍蝇比较少的国家,往往内功深厚,不容易拿下。


所谓堡垒须从内部攻破。要彻底打败美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的官僚系统彻底腐败。只可惜因为饱受民主法治体制的毒害,他们已经忘记了如何腐败,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是一个历史性难题。


好在有司马南同志这样的仁人志士,抱着完全自有知识产权的糖衣炮弹,来了!可笑的是,笃行言论自由的美帝,这帮蓝眼睛蠢猪,竟然毫无察觉!


在如何想腐、能腐、敢腐等方面,我们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司马南在敌人后方呲必中国,表面上是与党国为敌,其真正目的就是通过鲜活的案例,把想腐、敢腐、能腐的经验传授给他们。


蓝眼睛老爷听完司马南同志的介绍,个个悔不当初——他妈的,原来官还能这么当!于是乎,在司马南同志的引导下,以我们为榜样,他们从量变到质变,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这些原本清廉自守的官员,开始处心积虑想着如何去腐化堕落,掏空国库和老百姓的口袋;


——这些清廉自守的官员,开始认真学习各种腐败的技巧,把中国的腐败智慧与美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具有美国特色的腐败道路。


——这些清廉自守的官员,开始放弃谨小慎微的为官之道,变得大手笔大格局,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在司马南同志的引导下,他们学会欺行霸市强拆强卖,发明地沟油毒奶粉,成立文工团城管大队,拉帮结派三妻四妾……




为了便利自己腐败,保证腐败的安全,他们效仿我们之成功经验,极力限制言论自由,逃避舆论与司法的监督。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摒弃独立宣言、宪法所宣示的立国精神,根据司马南同志传授的锦囊妙计,建立东方式的、无人不腐败遍地是奴才的社会主义仙境。


如此这般,美帝的国家根基就会腐烂,不可一世的帝国变得不堪一击。因为限制言论自由,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弱智,就知道为了嘴和生殖器斗得你死我活。腐败愈演愈烈,空前激化社会矛盾,不用我们动手,美帝自取灭亡,轰然倒塌!中国取而代之成为世界领袖。至于红旗要不要插上白宫,就看我们的心情了!


同志们,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几代革命英烈念兹在兹,为之奋斗不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为了这不朽的事业,司马南同志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称号!


为了表彰司马南同志的贡献,如果红旗插上白宫,我强烈建议司马南同志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省委委员、长委、书记,跟先前潜伏在美帝巢穴的凤姐一起,组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为了感谢司马南同志的大恩大德,国人都应该把脑袋塞进电梯里,弄个司马款,类似白头山大元帅的萝卜头。




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现在把脑袋塞进电梯为时尚早。我们务必戒骄戒躁,特别是擦亮眼睛,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蛊惑,诋毁、打击像司马南这样伟大的爱国者。包括那些带着家属深入虎穴的贪官。他们的手段是黑的,但他们的心是红的,他们爱党爱国,这样做只是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


有了司马南这样的旗手,加上前赴后继的外逃贪官,可以在敌人的心脏,建立最强大的第五纵队。这是一支多么可观的革命力量啊,同志们!他们用我们的文化、制度腐化敌人,最终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司马南同志,不管您的头型是否达到了板砖的标准,党和人民都期待您胜利的消息,欢迎您跟您的战友们身穿金甲,踏着五彩祥云凯旋而归!


所以我提议,不要笑,不要哭,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向司马南同志致敬!务必记着,是致敬,不是默哀!



 

来源丨莫须有公社


 

[转载]活着的我不是我——叶文福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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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三万八千字篇幅浓缩叶文福先生一生荣辱际遇和思考真谛
也许是叶文福先生此生最后一次内心告白,曾以为不会公诸人世
众多珍贵史实首次公开披露,再现诗歌辉煌时刻被欢呼被打压的历史记忆

提要:
《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留与历史的悬案:北师大的讲演,谁出卖了我
23个将军联名致信邓小平要求开除我军籍党籍,工程兵政委说直接枪毙算了
我颠覆了胡耀邦争取召开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
尤其不认同说我是什么“政治抒情诗人”
“朦胧诗”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误导
被批得焦头烂额想了结生命时王粒儿给了我坚贞的爱
“网络是文盲群体”系被歪曲


活着的我不是我

——周刊访谈之二:叶文福


问:韩庆成 答:叶文福


 
叶文福先生近影


韩庆成:
  叶文福先生,您好!祝贺您荣获《诗歌周刊》第二届“致敬诗人”。
  此刻我记起35年前的1979年,您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在《诗刊》社全国优秀诗歌评选中,获得专家和读者的一致好评而高票当选,但正式公布结果时,这首作品却被偷梁换柱,您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感受?今天,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文字暴行的?

叶文福:
  韩庆成先生您好!
  《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是《诗刊》1979年8月号发表的——迄今已有36个年头了。8月号《诗刊》8月27日发到市场,9月4日的《解放军报》就立即转载了。9月8日,上海《文汇报》转载了。9月13日,《辽宁日报》配了一篇老诗人白桦的文章转载了。9月23日《青海日报》配了一篇本社评论员的文章《劝君莫当大渡河》转载了,这篇文章长达半版,与我的诗一起占了整一个版面。这些是就我知道的材料,还有不少地方的报纸、校刊转载。这种状况是中国诗前无古人到目前是后无来者的,这是中国诗第一次适时而准确地点中了中国病态社会的死穴。
  36年过去,这个民族至今没有消化这首诗,也就是说,没有读懂这首诗。包括许多朋友,包括许多正面的评论家和反面的小丑,包括许多赞扬者,至今还在说这首诗是所谓反腐第一枪云云。这个民族的浅薄使我心寒犹彻,这个民族的无耻更使我不寒而栗。我知道我已经成了暗箭之下的烈士,一生在文学道路上的孜孜追求成了一丘黄土,黯淡无光。但是我毫无怨言。诗是我的孩子,我有幸生下了这样的好孩子,死而无怨。上世纪80年代初,还在我挨批判期间,有一位画家画我的肖像,完成之后,问我起个什么名字,我不假思索,悲怆地说:《明天认识我》。
  在这里,我不得不借您的平台,再一次明确地道出我的诗的主题。自古诗无达诂,诗是供人无极限地想象的。要一个作者去解释诗的主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是我没办法,36年过去,置身于这个无知的民族,在这个野蛮残酷荒芜的年代,我面对的是这里的聪明的和愚昧的人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故意读不懂我的诗,说我的诗是反腐的利器,要以它为他们认可的政治服务。
  于是我不得不坚决地说:“否!”
  我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是对这一场所谓革命的性质的拷问,对文学有一点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在这首诗中,所谓反腐,不过是进入主题的切口。
  回望中华民族的历史,封建专制有多长,腐败就有多长,腐败与专制是孪生子,是以我对所谓反腐根本没兴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去考求历史的得失,不去彻底铲除生长腐败的土壤,反腐根本没用,或者说只是制造一个口号,来迷惑这个极易满足的人人都自以为聪明的愚昧民族而已。
  是的,这个民族至今不认识我。这不是我的不幸,是我的民族的不幸。一位真正的诗人,总是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信仰、性格、情操和美学观点;一位真正的诗人,就是天生的热爱自由的人,热爱平等的人。这些美好的性格和追求,如果只是某一个人的素质,倒也罢了。诗人不是,诗人热爱并舍身忘命地追求自由、平等、知识、进步,是积攒了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痛苦、奋争和希望和能量,他应该是民族的代表,是人类的代表。每个健康的民族之所以都热爱自己的诗人,我想就是这个内在原因。我很荣幸地当上了被邓小平冠之以所谓自由化的代表。他恶意地给了我作为诗人的最高荣誉。可惜他死了,假如没死,我或者可以反问一句:“我是自由化的代表,我很光荣。诗人是自由的化身。你呢?你是什么的代表?你有胆量像我这样诚实地回答么?”
  他当然不敢说出来。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这就是他们的政治遗产。
  我以自己的苦难,我以自己作为诗人的一生的苦难,终于弄明白了什么是诗的内涵,弄明白了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
  中华民族之所以是诗的民族,是因为中华民族的诗是中华民族思想的旗帜。她哗啦啦地飘扬,美丽而悠扬,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思想者对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专制统治进行体味,反思,否定和彻底的反抗。她使中华民族美丽,人性,高尚,善良,纯朴。
  什么是诗呢?关于诗,世界上有无数解释。作为一位中华民族的诗人,我的第一理解是:诗,就是你打我,我没有能力还手,但我有能力勇敢地说:痛!
  诗的本质,就是痛。痛是可以转换的。转换成爱,转换成对美的赏析和追求,对爱的追求和歌吟;转换成恨,转换成对假、丑、恶的仇恨和鞭挞等等。
  中华民族之所以是诗的民族,就是从古到今一直在痛。诗人们只有痛得躲进诗行里,喊出来,才能减轻些微疼痛。
  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汉字的时候,大约就深刻地体味到诗的滋味。汉字的“诗”字,左边是言,右边为寺,合起来就是——语言的寺庙。所以我认为,诗是一门宗教。但诗不是佛教,不是道教,不是儒教,不是世界上任何一门宗教,而是诗教。
  诗教的教主是诗人自己,诗教的教徒也只有诗人自己。
  诗人写诗,不是为读者写的,而是为自己写的。读者读诗,是愿读者读,如同香客进香,是用寺庙幽静的环境、悠扬的钟鼓之声稀释自己的痛苦。
  所以,把诗延伸到寺——诗无言为寺。什么意思呢?我想大约是说,寺庙也是诗,是诗的固化,是飘忽的诗的思维的固化。所以我的诗学观是:诗者,寺也,语言之寺也;寺者,诗也,无言之诗也。
  这个时代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可以肆意地做各种无法无天的事,人民却不能有任何哪怕是恭谦的那怕是文学的、诗的不同看法、不同意见。
  《离骚》作证,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是一位用整个生命热爱自由、热爱平等的诗人。中华民族一代代知识分子正是透过他华美的诗句扑捉到他对自由对平等的生死之爱才尊他为诗祖的。
  说一句闲话,最近有一个分管法律的高级官员说要抵制西方的法律观念云云,我看了直笑。追求自由、平等,恰恰是中华民族的本源。《离骚》是中国的吧?《离骚》说:“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镬之所同。”大意是指上上下下到处寻求法度的一统,一致。这是西方的么?这是南方的,楚国的。
  我经过了终生难忘的“文革”,看过了铺天盖地的歌颂“文革”、歌颂这个那个的所谓诗。我亲眼看见过时永福一夜写一首长诗《毛泽东之歌》、《周恩来之歌》、《朱德之歌》、《杨开慧之歌》等等,有一首传下来了么?只会留下历史嘲笑的把柄。更可笑的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你写一千首歌颂万岁的诗没人理你, 只不过是所谓诗人们的保命底线而已。时永福写了那么多廉价颂歌,无人置评,后为一点小事,被诬为强奸犯,像扔破鞋一样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中国人总结了一丁点儿教训了吗?没有。有一个小丑跑到宝塔山上去写所谓诗表示效忠,还当上了所谓诗坛领袖——真乃是无耻成家了。
  确实有些将军建议把我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更有人要把我枪毙。诗发表不久,《北京晚报》已经登出了目录、时间、频道,准备播出瞿弦和朗诵的这首诗。当时没有电视,我个人也没有收音机,朋友们帮我找到收音机,可是到了时间,调好了频道,却是别的节目——不声不响就删掉了。后来终于传来了消息,说是当时党内分管文教口的耿飚见了这首诗拍起桌子大骂:“老子住牛棚他在哪儿?刚回来消停了几天他就来说三道四!这家伙是从哪里来的?”派人打电话直接删掉了这个节目。
  我根本不认识的二炮政委陈鹤桥,在全兵种政工会上说:“有个叫叶文福的,写诗说我拆幼儿园盖别墅。我今天庄严声明:第一,我是拆了幼儿园,但我只拆一半;第二,我是花了几十万元,但花的是人民币,不是外汇;我花的钱是在我这个级别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幸好二炮机关有不少干部是我们工程兵而且是我们126团调过去的,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我。不过这个消息后面还有陈鹤桥不敢说的消息,那就是为什么陈鹤桥只拆了一半幼儿园?是因为二炮的幼儿园占面积很大。再者,陈的老婆是幼儿园园长,如果全拆了,她就当不成这个在家就可以当的园长了。而且,他说他花的钱是在他这个级别允许的范围之内是纯粹的谎话。负责为他筹划别墅的朋友告诉我,他不知道超过了多少倍。这个朋友一直向上级反映,上级没一点动静,陈鹤桥在上面的支持下,还有恃无恐将他转业了。
  我所在的军委工程兵政委王六生就在工程兵政工会上说:“叶文福这号人,还批判什么?直接枪毙算了。”这话是几十年后,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告诉我的。
   
  就我知道的关于这首诗的评奖情况大致是这样:
  1、1981年诗刊社主持的这次优秀诗作评奖是改革开放至今唯一一次全国读者直接用选票评选的。那时候没有网络,都是读者写信投票的。因为当时诗刊社有我不少朋友,每天从全国来的选票数都有人告诉我,每天都是《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遥遥领先。现在都是所谓专家评选,都是所谓专家收了钱评选,或根据上面的意志评选,游戏而已,闹剧而已,有什么文学意义呢?
  诗刊社根据读者选票,决定选出得票最多的前35首诗为获奖诗,其中1—3名为一等奖;4—10名为二等奖,11—35名为三等奖。我有三首诗不但在35名之内,而且分别是第一名——《将军,不能这样做》、第四名——《祖国啊,我要燃烧》和第十一名——《站岗》。这就意味着,我一个人就有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而且每一首诗都是那个等级的第一名。
  2、当时发奖大会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前,我已经知道刘白羽给作协写信,说我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污蔑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了。当时的悲愤之情是无法用语言可以形容的。本来想拒绝参加发奖大会,但是一想,你拒绝参加有什么用呢?人家可以更顺利地开会,隐瞒不该让新闻知道不敢认人民知道的丑恶部分,让人民只知道所谓美好的部分,这是他们几十年来最会干的伎俩,我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深深知道,这不是一首诗的荣誉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前途问题,我作了最坏的打算,决定拼死一搏。
  我一个人设计了一个在发奖大会上的行动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我买了一双细纱白手套——想以此显示诗人品德的高贵,买了刘白羽的几个散文小册子,装在军用挎包里,到京西宾馆参加了发奖大会。
  我的不配合不妥协态度早已通过许多朋友的秘密渠道传到了作协。开会的头天晚上,作协的七位副主席集体找我谈话——到现在我只记得有张光年,有艾(青)老——七个人真是七嘴八舌地把整个情况给我说了一遍,说作协的为难处,说了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等。要求我配合大会,具体怎么配合怎么配合都讲得很细致。为了封住他们的嘴,我早就想好了好办法。我第一句就问:“你们都是作协副主席,你们对我说的这些意见都请示了巴老吗?”
  巴老是当时的作协主席,可是巴老基本不到北京。我于80年底写的一首抒情长阶梯诗《青春的歌》在这次发奖大会之前不久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被冯骥才看后大大夸奖了一通,随后被他寄到上海《收获》。几十年只登长篇、中篇小说、根本不登一首诗的大型文学杂志《收获》,竟然一字不改,立即全部登出来了。我从心底里崇敬巴老,我知道我的思想得到了巴老的首肯。果然,我这一句话击中了七位副主席,好一会儿,只有艾(青)老歪着头,斜视了我一眼,半正经半幽默地说:“没有。”其他人也都笑了。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连直接领导都不汇报不请示,你们是奉了谁的命令来要求我配合你们的无耻出卖的?”几位老人谁都不做声了。我坚定地说:“老人家们,你们别劝我了,我肯定不会妥协的。我不妥协的理由是你们的无理。为了保卫这首诗,为了保卫这首诗的立场,我将英勇地战斗一生——从现在开始。明天我肯定要造反,我肯定要打击你们的无耻,你们准备去吧,我已经准备好了!”说完我就先退出了那个小会议室。
  我这一生由衷地崇敬艾(青)老,感谢艾(青)老,因为艾(青)老在我一生最重要的几年里,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体贴我,指导我,关键时刻还保卫我。那种真诚超越了个人情感,使我深深感到了我们民族的体温的温暖,感到了文学的传承的伟大力量。
  我回到房间不一会儿,艾(青)老就到我房间里来了,一句话没说,抓住我肩头就往外走。进了一间小会客室,艾(青)老问我:“你说你准备好了造反,怎么个造法?”我就把我设计好的一整套方案和盘托出。艾(青)老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述,忧郁的眼神使我终身难忘。当我说我要在主席台上用戴白手套的手把刘白羽的几本小册子从挎包里掏出来,砸到他脸上时,艾(青)老铁青着脸猛地站起来,径直往外走。走到门口,打开门,手握着门把手,回过身来,轻轻地说了我终生不忘的四个字:
  “打人犯法!”
  打人犯法。是的,尤其是这时这刻,小人们正愁找不到把柄,艾(青)老及时地提醒了我,使我没在关键时刻犯历史性错误。
  第二天发奖大会上,贺敬之在中间,台上站着七位发奖者(我还是只记得有艾(青)老,有张光年),所以领奖者也就七个人一组上台领奖。我一看刘白羽没到场,十分恼火。我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即使抢也要抢到话筒在大会上发言。可是台上没有话筒。这就是说,人家已经精心防着我了。我坐在第五排,我左边是高伐林。我低声对伐林说:“我不动,你就别动。”伐林点了点头。
  这里我想讲一个终身难忘的大会花絮。
  因为发奖大会是京西宾馆召开,京西宾馆属军队管辖,所以代表和观众入场的时候,有几个带袖标的战士在过道上来回巡查。当时《不满》一诗的作者骆耕野穿一件大红背心,坐在和我同一排左边的最边上。有一个战士到他身边,说他穿背心不符合礼仪,轻声要求他去换件衬衫。骆耕野是一位极有性格的诗人,马上大声叫道:“干啥子哟,军队不要越权,我是老百姓,哪个要你管?”指着我说,“管你的军人去。”那个战士悻悻地走了。
  因为把第一名的诗取掉了,所以无法评诗的一、二、三等奖,所以小说、报告文学奖都有等级,只有诗的奖项没有等级。我最后得奖的诗是《祖国啊,我要燃烧》。
  当喊到我的名字和我得奖的诗名的时候,我立即站起来,取下军帽,狠狠地摔在座位前的条形桌上,再坐下,闭上眼睛。
  这时候,全场几千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发寒。我不知道这种令人窒息的时间有多长,我只知道连我自己都几乎窒息了。除了高伐林与我一样端然而坐,身边好几位得奖者都凑过来低声劝我,我不为所动。台上的七位发奖者也都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要如何僵持下去,我只知道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只是个人荣誉,我绝不在乎。我理解的是这关乎民族的前途,我决不能有丝毫退让。
  大会几乎开不下去了。双方都无言地僵持着,没有人动。
  终于,《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大姐从前两排转过身来双手紧握着我的手,朗声说:“叶文福,好样儿的!你如果今天直接上台领奖,我还真有点瞧不起你。但是到此为止,该你做的你做到了。再坚持,就授人以柄。你大概不知道上面的情况,作协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能开这个会,已经不容易了。你知不知道有人要砸这个会?”大姐流泪了,我也流泪了。大姐狠狠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推了我一下。我仿佛感受到一股魔力,默默戴上军帽,离开了座位。
  我从右面走上台,站在台口,到七位发奖者面前只有几步路,但这几步路对于我就如同万里长征。我站在台口,轻声说了一句全场都能听到的话:“我从写第一首诗起,就不是冲着这样的领奖台来的。”
  其实也就是走个过场,与七位发奖者握握手,就下来了。
  当天晚上开小组会。艾(青)老与我一个小组。艾(青)老知道我有个发言稿,是准备在大会上发言的。所以刚坐下来就大声说:“叶文福,你不是有个发言稿吗?大会念不成咱们小会上念——我来替您念!”
  艾(青)老替我念了发言稿。
  3、几十年后,当时的诗刊社编辑部主任吴家瑾女士给我寄来一封当时诗刊社由她执笔写给作协的一封抗议信原信复印件,这封信坚决地反驳了刘白羽对这首诗的诬陷。几十年之后,我也就一笑了之了。


工程兵叶文福

韩庆成:
  能谈一谈《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创作经过吗?有人考证认为诗中的将军是陈再道上将,也有人说是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将军,事实究竟如何?据说,这首诗和您的另一首诗《将军,好好洗一洗》,以及您此后在北师大的“放肆”讲话,受到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严厉批评,这个批评导致您被批判、关押、逐出部队,能否回忆一下您北师大讲话的“放肆”之处?诗人周涛2013年回忆当年被批判的您时曾这样写道:“开门的是一个瘦老头,矮小,胡子拉碴,萎靡不振,低声下气说找谁啊”,与您此前阳刚、激情、壮实的军人兼诗人形象截然不同。这迫使我问:您如何理解一位文革中遭受过打击、掌权后彻底否定文革的领导人,却用似曾相识的文革手段对您进行的迫害?

叶文福:

1979  当代中国最受煎熬的一年

  1979年我35岁,这一年是我一生创作的最高峰,许多好诗都是这一年写的。而1979年10月11日则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这一天在沈阳。
  这一天晚上与沈阳的众多诗人们一起喝酒,一直喝到将近12点才回到宾馆。到宾馆后又在一起说着亲热话,舍不得分手。大约快到下一点了,临分手时,《芒种》杂志社的主编——可惜忘了他老人家的名字——忽然说:“文福,你得赶快给我一篇稿子,把《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发表出来之后的反响情况都写出来。读者现在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情况。”我这时候好像已经不大清醒了,随口就答应下来。
  “必须今天晚上完成,这一期必须上。否则等到下一期就来不及了。”老主编急切地说。
  老主编这么一说,《鸭绿江》杂志社的阿红也急忙凑过来说:“不行,光给他稿子不给我稿子怎么行?你必须得给我一篇稿子,而且必须是关于这首诗的稿子。”这下把我难住了,还是《芒种》老主编解围,说:“这样,你把一篇文章分成两半,一篇写这首诗是如何写出来的,一篇写发表之后的反响,不就都有了?”我也不知怎么就答应了。谁知我这里一点头,阿红立即说:“那好,明天早晨6点钟,我准时来敲门取稿。”
  诗人们离去之后,我完全坚持不住了,衣服也没脱,倒头便睡。
  肯定睡不踏实。我没有手表,不知什么时候醒过来了。用凉水洗了洗头,才想起今天晚上有两篇文章必须在早上6点钟之前完成。
  我坐到宾馆的简易桌子旁,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便开始写第一篇文章:《解放思想的阵痛》。文章仿佛就放在脑子里,不费吹灰之力,一口气就写完了。写完之后看一遍,觉得有些地方还不如意,就又抄一遍,这才满意了。这时候毫无困意,头脑十分清醒。写完之后,又整理一下思绪,就开始写第二篇文章:《到底写的谁》。
  写第二篇稿子时,脑子极度兴奋,挥笔自如,淋漓酣畅,几乎没有修改之处。刚刚写完,签完日期,就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阿红。阿红指着手表,得意地说:“我站了三分钟,现在6点整。”我把自己还没看一眼的稿子给他,他接过稿子,转身就跑。
  喝了那么多酒之后,一晚上写两篇那么好的文章,脱手而出,思想,文采,激情,逻辑,将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个创作之夜。
  这两篇文章分别登在《芒种》和《鸭绿江》11月号上。
  我以为我无私的英勇姿态激励了我的民族,定会在全国出现我祈望的强烈反响——这个民族的麻木再一次教训了我。
  好多年之后,我骤然想起:1979年,应该是当代中国最受煎熬的一年。
  1979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无人相约,无人联络,中国几乎所有稍有脑子的人都在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而且,无人相约,无人联络,几乎人人都不知在与谁抢时间,所有该做的什么事情都极力往前赶。
  许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慢慢领悟到,从1976年到1989年,这13年,是中国人民难得的思想的春天,经过了“文革”十年的惨痛,经过了1976年“四.五”运动,人们都在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但是每走一步难度都极大,一种无形的压力对每个人都形成有形的压力,四项基本原则啦,严打啦,西单墙啦,不亦乐乎。每一个人们盼望的新鲜事物一出世,立即引起轰动,但随即出现谁也想不到的结果。人们焦急地盼望改革,人们焦急地盼望政体改革。中共这个重要的会议那个重要的会议开了不少,可是每一次会议都使人感到有一股无法接受的寒意。中国历史如同春天的气候,乍暖还寒。我所接触到的许多人,不由自己,事事都那么迫切地往前赶,在与谁争时间。直到1989年“六.四”的出现,中国人民终于知道了:13年间,他们是在与邓小平抢时间。其结果是邓小平赢了,枪杆子赢了,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赢了,中国人民改革的希望再一次倒在枪杆子底下。

抢在八月号

  《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三月写成初稿,经过几次修改,六月终于定稿。这时,中越反击战已接近尾声,我接到命令,要到云南中越边界去采访。我犹豫再三,终于决定出发前,把稿子送到诗刊社。当时诗刊社作品组组长康志强,是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严文井的夫人,因为从1977年开始,我不少作品都是经她手发的,关系一直比较好,我就把稿子交给了她。当时李瑛的女儿李小雨也从铁道兵转业到诗刊社,在作品组当编辑。小雨当时抢着看了稿子之后,说:
  “哎呀,这么好的诗,可惜送来晚了。”
  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小雨说:
  “八月号的作品今天刚排完版,明天就要送印刷厂了。”
  我当时并不在意发表时间的问题,觉得只要能用上,不管是哪一期都可以。
  可是第二天上午,大约是十点钟左右,小雨忽然打电话给我,说请我接电话之后赶紧到诗刊社,有要事商量。
  我一口气赶到当时在虎坊桥的诗刊社,我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
  诗刊社领导在昨天看了我的诗之后,当时就决定把已经排好了稿子的八月号诗刊重新编排,把《将军,不能这样做》作为八月号主打作品推出。为了平衡,还专门找出铁道兵作者叶晓山的一首《师长下连来》放在最后。诗刊社昨天一晚上都在连夜重新排版。
  当时的诗刊社副主编是贺敬之夫人柯岩,邵燕祥是编辑部主任。

《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现在正面回答您的问题:《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首先,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诉您,我谁也没写。
  是的,我是谁也没写,我写的是中国,我写的是中国给我的现实。
  我是个文学家,是个诗人。文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也告诉您,我不可能去写某个人,某个事。当我把整个创作过程如实告诉您,您肯定会相信,我完成了一个文学家应有的诚实,也完成了一位诗人该写的作品。
  我所在的原军委工程兵机关大院在北京西郊玉泉路附近的太平路14号,与当时的铁道兵机关大院之间只隔着一所小学和一所十一学校,很近,我和铁道兵机关不少诗人关系都很好,其中有一个叫李武兵,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1968年入伍。因为是同乡,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爱人沈玉仙是北京人,于是他们在机关有一套一居室,虽然不大,但在那年头,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我是单身干部,有时在李武兵家,碰到饭就吃饭。
  有一次,大约是1979年的春天,我到李武兵家去,进门就看见他们3岁的女儿燕儿。我知道燕儿进了铁道兵机关幼儿园,而铁道兵机关幼儿园在西四一个全军都有幼儿园的特大院子里,离铁道兵机关很远,只有星期六下午才由机关的车接回来,在家过一天,星期天下午再由车送回去。那天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燕儿怎么在家里呢?我并没有想许多,随手抱起燕儿,说:“燕儿,怎么今天回家来了?想家了?”就是这么随口一问,惹出了天大是非。
  坐下之后,李武兵叹了口气,说起燕儿为什么没上幼儿园的原因。
  西四有一片罕见的特大院落,出门是闹市,进门是全军高级干部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都不需要出院门的学校。其中,铁道兵的幼儿园也在里面。李武兵说的这个院子“文革”时我进去过一回,那时是满园皆狼藉,奇花异草、钢琴、教室等到处砸得一塌糊涂。据说这个院子的规模是五十年代就有了的,现在这一代中央级领导人中,不少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长大的。我们工程兵为什么在里面没有一分地皮呢,因为工程兵是六十年代才筹建的。
  “文革”后,许多“文革”中被打倒了的高级将领再也不愿住在本军兵、种的机关大院里的将军楼里了,便在这个隐秘的大院子里自己军、兵种有幼儿园的地皮上。拆掉幼儿园,盖上了自己的将军楼。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么干的,反正这个举动一传十十传百,几乎所有的将军都这么干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惹起将军们众怒的根本原因。
  有不少人一直以为我写的是陈再道。事实是,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与陈再道有不少联系,就连陈再道本人也以为我是在写他而吓得非同小可,但我确实不是在写他。再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是在我眼里,一个将军并不算什么大角色,还够不上我的作品里的主角的资格。这不是我有什么骄傲,而是作为一位文学家应有的大视野。
  我关心的是:我的民族道路的走向。
  陈再道不是京官,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武汉当武汉军区司令。待到他到铁道兵当司令,一开始还真的没有地方安家。
  铁道兵在五棵松有一块地皮,铁道兵招待所就盖在这块地皮上。陈再道一家一时没有住处,怎么办呢?铁道兵赶紧在自己的地皮上给他盖了一所将军楼。那时,别墅这个词早就被轰轰烈烈的革命掩埋了多年,所谓将军楼就是别墅,别墅就是将军楼。
  在这座将军楼施工期间,陈再道一家被安排在铁道兵的招待所里。招待所一共有五层,第五层都给了他一家。
  给陈再道的将军楼很快就盖好了。据说是花了36万多。
  有人说,36万多算什么?不如现在贪官的一个小指头。
  不对。
  我给您算一笔账:1953年—1957年我上小学时,汀泗桥街上的米糕是一分钱一个。现在,街上同样的米糕,是3块钱一个;
  1958年,我上咸宁初中时,每月的伙食费是统一七块五。现在的学生,一天的伙食费50块钱不够。
  按照这个比例,就是说,从5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货币贬值了300倍。
  用这个方法去计算,说陈再道的将军楼当时花了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该不为过吧。而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几个亿呢?
  如果当时陈再道接受了这座将军楼,天下也就没这些是非了。偏偏他查看之后,一句话不说就袖手而去。所有的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为什么他看不中呢?中国人主子会当主子,奴才会当奴才。铁道兵的奴才们一下子就知道了个中奥妙。
  五棵松位于军事博物馆之西,公主坟之西,1979年的五棵松,在北京虽说不上偏僻,但绝不是繁华地带。这么好的设备而不要,这就不是别墅本身的问题,而是所在地段不好。
  哪儿好?西四好。
  铁道兵在西四那个特大院子里有幼儿园,于是拆掉那个幼儿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攀比。
  住进西四那个院子里的将军们,有不少是中将、少将,他们比陈再道不仅级别低多了,功劳,名气,都无法与他比。他们能住进去,陈再道竟进不去,而住在五棵松这个偏僻地带,公理何在?
  以上就是李武兵告诉我的基本情况。
  我在《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前头有个小序,简述了这之间的大概情况。因为是诗之序,不宜过长,所以读者也就无法知道拆幼儿园背后有如此深刻的背景。1979年在沈阳写的《到底写的谁》的文章,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允许,也就没有具体说。今天算是交代清楚了。
这就是惹怒了众将军的要害,但不是我的诗的要害。
  这是1979年春天的事,当时义愤填膺,但过去就过去了,我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也根本没有创作的冲动,甚至把这事给忘了。素材的积累,好像有一点像女人怀孕,一开始有所得,但并不知道,等到几个月之后,叫做出怀了,就是肚子凸出来了,才知道怀孕了。
我是哪一天“出怀”的呢?
  我还在51师宣传队当班长的时候,班里有个战士,叫韩立民,北京人,入伍前在门头沟当煤矿工人,嗓子好,人很老实。因为岁数比较大,在入党、提干等问题上,我就处处给予能做得到的帮助,他一直很感激我。
  从李武兵家出来之后的大约20天,韩立民忽然邀我到他家去喝酒。因为是老战友,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
  去他家那天,还没到他家,我就惊魂失魄。
  他家在哪里呢?就在新华门旁边,府右街右边。我在《到底写的谁》一文中,写的是“北海旁边那条街”。在当时那个政治背景下,我已经尽力指出了大致方位,这么大一个国家,几亿人,我期望读懂的人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香港的《争鸣》杂志读懂了,著文《反对迫害》说叶文福的文章中指的就是府右街。大概本是想声援我一把,没想到“叶文福问题办公室”就凭这篇文章,将批判加了一个等级,说我竟敢暗指中南海。
  那天上午11点多钟,我如约到了府右街口,韩立民接我。那时候新华门右边的府右街,往西,往北,全是一拉溜儿的灰色围墙,往西一直到西单,就是以后的西单墙。好像现在是农业部所在地,很气派。但那时不是这样,那时,进府右街口没几步,就有一个小门,很窄,很低,韩立民带我一进那个小门,我立即傻了。
  原来灰墙后面,乱七八糟一大片,西边一直到西单,北边不知道到哪儿,黑压压一片,全是北京话说的破烂市,相当于难民营。那种破,不只是一个破字了得,是一片狼藉,是破得令人心酸,心碎。韩立民告诉我,这里住的都是1949年之前从各地逃荒到北京的难民。
  我们一进小门就走不动了。一家挨着一家,正是快吃饭的时候,家家都在过道上烧蜂窝煤的小炉子上做饭。根本挪不开腿,迈不开步。人家大概已经司空见惯,还照样在忙着做饭炒菜,叫我们从他们背上跨过去。做饭的人,炒菜的人,各自忙自己的,火烧着,菜炒着,十分危险,我们俩就只得小心翼翼地,一个挨一个地从做饭的人背上跨过去,没有人惊呼,没有人大惊小怪。
  大约这样走了十来米,进了韩立民的家。
  韩立民家有四口人: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几乎失明的弟弟立仲,那时大约有十四、五岁。
  韩立民家一间房,好像就是贴着外面灰围墙盖的,大约有2米来高,面积有多少我没本事计算,反正一个炕就占了一大半。
  小饭桌是摆在炕上的,韩立民的父母热情地招待了我。我不知道吃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回忆以往的苦难日子,痛哭失声,我也是一起流泪。
  吃完饭我就要走了。韩立民送我,出了那个小门,这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来时没有注意,这条平常干净得舌头都可以舔的府右街,这时候却足足有寸许厚的灰土,街上大型载重卡车一辆接一辆,都是满载土石方。我正要发问,韩立民拽了一下我的袖子,低声说:“快走,哨兵来了——这里不许停留。”
  这个小门离中南海的西门斜着——小门靠南——大约也就50米,我们还没站稳,流动卫兵就远远地过来了。为了不惹麻烦,我们赶紧走了。
  到了街口,韩立民用嘴向中南海方向努了努,轻声说:“华国锋动用了两个亿,把中南海的古建筑都拆了,正在盖新楼。”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望中南海——
  这时才发现,中南海许多高大的起重机和吊塔正在紧张地施工。
  我潸然泪下。
  我问韩立民:“两个亿,两个亿是多少?”我穷惯了,根本不知道两个亿是何概念。
  韩立民笑了笑,想了想说:“这么跟您说吧,全国大大小小所有干部,每个人加一级工资。”
  那一刻我崩溃了。
  我的眼睛几乎是同时看见了中国最穷的地方和最富的地方——而它们只隔一条小街。
  一街之隔,穷富如此悬殊,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对比竟然已经对视了30年,对峙了30年。
  一街之隔,一边是无尽的奢华,一边是目不忍睹的穷困,相互对峙30年!这就是毛泽东想制造的一分为二,亲手制造的一分为二。
  何况,那个破烂市似的大杂院还不一定是中国最穷的地方。
  我心如刀割。
  我们俩在等公共汽车的站牌旁边默默地站了20分钟,谁也说不出话来。韩立民老实,看我直流泪,也不作声。
  我上了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上人挤人,挤得根本无法动弹。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日子了,大约是快到五一节了,天气已经比较热了。我站在车门旁边,车还没开动,我还看得见中南海高大忙碌的吊车和吊塔。
  那一刹那,我出怀了!
  几句诗突然闯进脑海!
  我急急忙忙艰难地把手挪到裤兜里。我年轻时候是很用心的,我知道灵感的重要,兜里随时都准备着纸笔。但是我一激动,动作太大,把前后左右几个人都弄得不舒服。
  站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和我几乎是脸对脸,毫不客气地说:“瞎动什么呀?”
  这时我已经把笔和小本子掏出来了。我把小本子高举在所有人的头上。也毫不客气地说:“写诗!”
  我真要感谢这个小伙子!一听说我要写诗,立即艰难地转过身来,说:“来,在我背上写。”
  那一刻我因为灵感已动,思潮澎湃,根本顾不得回答他,就在他背上歪歪扭扭但准确无误地写下了这首诗中最核心的几句诗:
  “你有什么权利
        把先烈的热血,
          把人民对党的信赖,
            把劳动者辛勤的汗水,
              肆无忌惮地挥霍?!
  难道周总理
      庄严宣告的四个现代化,
         难道党和人民
            忍住十年伤痛
              在炉前
                在田野
                  为之挥汗流血的四个现代化,
  竟是你
      打着饱嗝
         信手弹给我们的
            油星
              和
               唾沫?”
  写到这里,我不能自己。我一面放肆地哭着,哽咽着,一面大声地朗诵。
  想不到的是,全车的挤得密密匝匝的人们,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雷鸣般的叫好声。大家拼命地叫好,拼命地鼓掌,以至于司机不知出了什么事故,还没到军博站,就把车停在路边。
  这时好多乘客从后门跳下车,跑到前门来,紧紧地抱着我,泣不成声。
  他们胡乱把我拖下车,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尽情地欢呼着,把我一次一次地抛向空中,连开车的司机也一面鼓掌,一面笑着叫唤:“上车哟!上车哟!误点啦!”
  我面前的小伙子也十分兴奋地大叫:“在我背上写的!是在我背上写的!”
  公共汽车足足停了10分钟才开动。
  这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这是这个民族给我的最崇高的荣誉!
  作为诗人,我觉得一生拥有了这样的时刻,我就拥有了世界上任何一位诗人也无法拥有的崇高荣誉。我的民族从心底里如此热爱我,使我知道了他们不得不用假话敷衍严峻的现实的后面的真实。这对于我足够了,这就是我几十年来为着民族要求我做到的真实而奋不顾身地前进的伟大动力。
  从那一刻起,我的灵魂得到一种我说不明白的宗教的洗礼,在后来的反思中,我把它定义为诗教——因为我认为:诗是一门宗教。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实地感受到,我有了责任感,我觉得:活着的我不是我,而是我的民族的真实。

  回到工程兵住处,已经是快吃晚饭的时候了。我是单身干部,在食堂吃饭。可是由于兴奋过度,我回家之后,倒在床上就睡过去了。
  这一觉一直睡到晚上8点钟。醒来之后,精神饱满,意气昂扬,个人的成败得失,私情私事,全无了踪影,只觉得自己浑身都是诗,浑身都是诗在涌动。
  可是待得真的下笔写诗,第一个难题就把我难住了:起不好题目。
  第二个难题也把我难住了:开不好头。
  我不知道要写一首什么样的诗,才对得住公共汽车上一车人对我异乎寻常的褒奖和信任。
  我的思绪飞扬,在我有限的一生中,在我有限的一生的各种细节中寻找我的属于我的民族的这首诗的生命的母亲之门。
  突然,我想起1950年十月一日,我六岁时,在汀泗桥庆祝解放一周年的演讲比赛大会上的讲演。当老师把我抱上土台子,望着强烈的阳光下一万多人闪亮的头,把老师教我背熟了的讲稿忘了个精光,一个字也记不得了。家长、老师在台下着急,那么多群众在善意地欢呼,我一急,叉开腿,由于还穿着开裆裤,把家伙也亮出来了。群众拼命地欢呼,我更是在台上孤立无援,心急如焚。情急之下,狠狠一挥手,群众立即安静下来了。我忘情地大叫一声:
  “乡亲们,我们——解——放——了!”
  然后哗啦啦一顿,不知讲了些什么,反正没有讲稿上一个字。我胜出了咸宁的一个六年级学生,夺得了讲演第一名。
  想到这里,我的思绪奔腾起来,既不想题目,也不想是第几句,径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诗中“我——们——解——放——了——”一句,就是用的我自己六岁时在台上扯起嗓子喊的那一句。一口气写完,最后一个感叹号,我手杵着钢笔,狠狠地插进稿纸里——满脸泪水横流,我懒得擦,任其澎湃。没有激动,我端坐着,简直觉得自己羽化成仙了。
  但是我还是激动得无法抑制。静坐了一刻,我抓起稿子就往外跑。这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了,我的单身宿舍隔壁是文工团舞台工作队的工作室,我见有灯亮着,就冲进去,是舞台工作队的副教导员沈亚军在开夜班画布景。沈亚军是个文学爱好者,平常关系就很好。我把稿子一页一页地给他念。他听完后,紧紧地抱着我,半天不动。放开我之后,紧抓着我的双肩,一字一字地说:“叶文福,你听好了:这首诗你不能再念给第二个人听了。否则,你要坐牢的。你记住,你坐牢,我给你送饭。”
  我们俩抱头痛哭。
  诗,就这样写好了,但当然还是个草稿,还有不少地方不满意。其中,题目一直为难着我。
  倘若诗是人,题目就是头。题目起不好,几乎可以残酷地说,诗就白写了。诗的题目决定诗的思想成色,比重。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鲁迅的“救救孩子”,但刚写出来就自己否定了。人家嚼过的馍不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毫无生气,书卷气太重,没有力度,仿佛是一个文人,一个文人个人在那里乞求。
  我想写《党啊,不能这样做》。但毫不客气地说,作为诗的语言元素,“党”字是最败口味的。这里不涉及政治问题,“党”字确实不入诗,不能入诗。主要原因,外在的是字形不好,内在的是含义不好,只得作罢。
还想了几个,都不满意。
  我在当时的军委领导里寻找思路,忽然发现领导里有个陈锡联,我眼前一亮。陈锡联是上将,又曾主持军委工作,如果在他身上找到与我的诗的主题所需要的共同点,能找到一个既具有诗的语言元素的条件,又有诗的主题具有的思想元素的词汇,就是最好的结果。
  上将——有一点意思,但内涵不深,敷面不广,不行。
  将军——好!字形好,涵量大,禁得起思量,行!
  我要申明的是我们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将军泛滥。那个时代还真的不通用将军这个词,我应该是首用。
  后来,记得有的傻子胡说,说叶文福反腐也只敢反将军云云,对于这类无知的傻大胆假大胆,我也就懒得计较了。

关于《将军,好好洗一洗》

  您问起《将军,好好洗一洗》一诗的写作背景情况,我简要说一下。
  《将军,好好洗一洗》确实是以我们工程兵司令谭善和的作为为背景写的。
  但是作为一首诗,如果只是像新闻一样,把某一件事揭发出来,这不可能有文学应具备的质量。最主要的是透过某一事物,通过诗人的析理,把其中的道理表述出来而且是文学地和深刻地表述出来,这才符合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
  大致情况是:
  我们军委工程兵主要是搞地下工程的。地下工程里除了有指挥系统,还有生活系统。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级别,在地下工程里有生活空间。其中毛的级别当然是最高的。当时为毛定做了五个洗澡的澡盆,用了三个。还剩下两个,放在战备仓库里。毛走后,原工程兵副司令谭善和当了司令。谭是二野的,邓小平的部下。谭善和当了司令之后,也不在工程兵机关大院住,在另一个地方(恕我不能具体说)建了个将军楼。那时建个将军楼已经不构成任何问题,到处都有了。问题在于,他动用一个连的施工部队和相配套的一个机械排,在将军楼底下挖地下室,这地下室的规格之高令人乍舌:要求能扛得住9级地震,要求能扛得住原子弹的垂直轰炸。还把为毛定做而未用的澡盆拿一个到自己地下室。这个澡盆在当时(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价值9600元左右。
  一个澡盆怎么就这么贵呢?因为这个定价是按照商品的成本规律换算出来的。任何一个商品,都存在一个成本与销售量的比例问题:销售量越大,成本就越低。毛的这个规格的澡盆,从设计到制作,一共只做了五个,成本当然就很高——这个价格就是这么换算出来的。这首诗发表出来后,在上面的授意下,批判的文章也是铺天盖地。这些文章都以极其蛊惑人心的写法,说叶文福是如何如何造谣,说他们这些善良的人们都被叶文福骗了,他们走遍了北京各大商场,哪里有价值9600元一个的澡盆云云?天下真正善良的人们其实都像被崇祯骗了一样,被这些藏在角落里的歹徒骗了,于是我就成了当代袁崇焕,几十年来,被善良的人们当成了大骗子。
  我上面说的关于地下室和澡盆的全部消息,都是解放军报驻工程兵记者张升伦亲口告诉我并要求我写的。他说:“本来我想写,但面临几个问题:1、写了发不出来。2、新闻的份量引不起人们的重视,还要在内部纠缠不休。3、反正事实是真的,你在真实的基础上,用诗的形式写出来,效果就好得多。”
  虽然在一个机关,但我并不认识张升伦,也从没有任何交往。但他是军报驻工程兵记者,就那时年轻没有经验的我,我当然信任他,就用心地写了。
  我伤心在于,批判我的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军内豢养的职业打手,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澡盆的存在,竟用那样迷人的笔法欺天下之善良,这种无耻与指鹿为马有什么区别?
  说实话,这些文章的作者们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给毛做的这样的澡盆,确实,别说在北京找不到,就是在全世界也找不到,独裁者之独,就独在这里——就是为他一个人做的。
  这些文章对我个人进行的攻击、诽谤不一而足。说我是个人主义膨胀云云。他们故意忘记了他们明明知道的一个重要之点:谭善和是工程兵司令员,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要是稍微有一点个人之私,就绝不会写这首诗。我这样写谭善和,无疑就存在一个决定个人命运的艰难抉择。事实上,我就是以党为重地得罪了谭善和,得罪了谭善和就得罪了邓小平。那时我还是共产党员,我以为爱他们就是爱党,谁知道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小人。我到底是真爱党还是假爱党,应该完全不成是非,但终于被他们把大是弄成大非了。
  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首诗所写的情况到底属不属实,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
  首先,材料是别人提供给我的,我没能力也没资格去复核。
  在整个批判我的几年中,谭善和还健在,还一直在当工程兵司令。他如果要当面说我写的是假的,只需要叫参谋打个电话给我,我肯定会随叫随到——但是没有。
  中央军委纪委也装模作样地来工程兵调查过我,我回答说:“你们有那么多下级机构,你不去查问你的下级机构而来问我,你们不怕人笑话吗?我不能回答你,我怕给你们丢人。”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也没有把调查结果告诉我,也没有人说我写的是假的。
  中央军纪委派来向我调查问题的人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笨蛋。他到工程兵机关,让工程兵机关的有关人通知我到机关大楼一个小会议室谈话。我准时去了。我很恭敬地递上我的工作证,军官证。他看了。然后就开始讲他要问的情况。我对他的无理十分恶心。当他讲了好半天,把头歪向我,示意要我回答问题时,我严肃地问:
  “你是谁?”
  他怔怔地望着我,一个字也回答不上来。我说:
  “我尊重你代表的上级,一见面就给你看了我的所有证件,让你验明正身。你呢?你是谁?你说了吗?是一个人找我谈话我就不得不回答吗?你要是个骗子呢?我到哪儿去哭天?”
  他没有任何证件。
  他在我小本子上签了名。本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碰上这样的情况,我可以拒绝回答问题,可以强硬离场。但我忍住了,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健康的现实。
  我拿出一个小本子来说:“签名。”
  他签了。
  可惜,几十年过去,因为我的日子总是在颠沛流离之中,找不着这个小本子了。
  我一直在等他回答我,我写的到底是不是事实。等了三十多年了,够有耐性了,那个家伙一直没来。我也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回答那些躲在角落里理直气壮地批判我的下流坯。

 
写作中

留与历史的悬案:北师大的讲演,谁出卖了我

  关于在北师大的讲演,得从将军们的告状说起。
  军委23个将军竟在一次会议上联名向邓小平写信,要把我开除军籍党籍,遣送回家。这在中国历史上,诗史上,真是开天辟地的,李白也没有我这待遇,我有了。中有两位将军到会而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这两名将军是张爱萍和杨成武。邓那时候因为才上台不久,还惹不起军中顽固势力,只在这封信中他们写的我的诗名《将军,不能这样做》这几个字下面用红铅笔打了两横杠退回。我想大意应该是说,将军们,不能这样蛮干,我自有高招!但不好说出来,只在这首诗的题目底下打两道红杠。中国大概只有他读懂了这首诗——因为几十年后,有人揭发他当时也拆了幼儿园,为自己干别墅。他才是真正地知道这首诗的分量,他当时不敢直接评价这首诗,因为他正面是军方的压力,背后并不怕我,而是他深知道的全国当时汹涌的民怨。不评价我的诗,或者说不敢评价我的诗,而在绕一个弯之后,等待一段时间之后,以我在北师大的讲演是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全党全国全军全面批判。分明的街头流氓手腕,竟被说成什么政治智慧,难怪有人极其崇拜他的所谓政治智慧呢!
  如果所谓政治智慧能拯救一个王朝,如果所谓政治智慧在不彻底改变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能拯救一个王朝,那么中华民族几千年该有多少人用了多少政治智慧,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呢?指鹿为马是不是政治智慧?狸猫换太子是不是政治智慧?没有用的。没有丁点用的。世界的进步就是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封建王朝始料不及的崭新政治制度。
  这就是我在北师大讲演被批判的真实政治背景的一部分——记住:是一部分。
  这件事后来被误传成邓小平在这个报告后面写了“诗人,不能这样写”几个字,其实是子虚乌有,根本没有这回事。
  无独有偶,在北师大讲演的有两个人:鲁迅和我。
  几十年间,不断有人挑衅地问我,你觉得你在北师大的讲演比鲁迅的讲演如何?
  我也就不假思索地迎着挑衅而答:我肯定讲得比他不知好多少倍。他的讲演只不过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雅兴,而我的讲演惊动了最高统治者,逼得他不得不对我痛下杀手。
  1981年4月6日,我应北师大学生会的邀请到北师大分院去讲演。我没有讲稿,在讲台上像自己对自己说话似地踱着步子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反响极为热烈。第二天,又邀请我到北师大本部去讲演。前面几排都是教授,都是坐的小凳子。我又讲了4个小时。讲的过程中,人越来越多,讲演完了挤得教授们站都站不起来。连着两天讲演两次,每次都是4个小时。我当然比鲁迅讲的好得多。
  我在北师大的讲演是被一个教育系的女学生告密的。她给校方写信,说我的讲演与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校方一开始并没有反应,后来消息到了上面,邓小平等到了机会,小题大做,才有了中央(1981)三十号文件转载的《在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上有——才有了我长达近6年的被迫检讨生涯。这个讲话说我在北师大“放肆”地讲了一番话,按照我的说法,是要亡党亡国的云云。
  是我放肆还是他放肆?历史将无情地证明。
  当时就有不少北师大的学生帮我查找这个告密者,但被校方紧急藏匿保护起来。34年过去,这个家伙一直被保护着,查不出来——不出意外,也该混成核心人才了。
  以邻为壑,以邻为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成功的跳板,吃着人血馒头治病,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官场不都是这样么?
  中华民族之弱,弱在哪里?弱就弱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弱就弱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造出来的专制文化,彻底摧毁了这个民族的正常人性心理。
  官场是封建专制的象征,有专制就有官场,官场是专制的后花园,是一切无耻和卑鄙的游乐园。不消灭官场就是封建王朝。
  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病在哪里?不只是病在体质,而是病在心态,病不在外而在内,病不在生命而在精神,病在文化的腐败——扭曲的心态侵蚀了我们民族的肌体。霍元甲以为打败几个外国人就不是东亚病夫了,没那么容易。东亚病夫的特质:对强者,以弱示人;对弱者,以强示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根本原因。这个民族谁也不敢当英雄,谁当英雄谁死,而且死得特别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明朝的抗辽英雄袁崇焕死得最惨,行刑一路上被无知的百姓抢食其肉,到刑场只剩一个人头了。为什么?独裁皇帝明明知道是自己中了辽人的离间计,却撒谎说他是卖国贼,无知百姓便信了,跟着起哄,跟着作恶。

  您觉得周涛的屁话对您有用吗?您说周涛是诗人,不觉得这亵渎了诗人的称谓么?周涛就是个痞子,只有这个痞子时代能成全他。说实话,他连当痞子的资格都没有,他只是痞子脸上的鼻涕。他不值得我评论,免谈。

  您问我如何理解一位在文革中遭受打击,掌权后彻底否定文革的领导人,却用似曾相识的文革手段对我进行的迫害。
  您指的是哪一个领导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文革”后不管是哪个领导人,谁也没有彻底否定“文革”。样板戏还在演着,《朝阳沟》还在演着。“文革”时期的独裁体制还在继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是后“文革”时代。毛泽东死了三十多年,还在那里躺着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所谓理论指挥这个不思进取的民族。
  而这一切,正是我在《将军,不能这样做》里所忧虑的。
  现在,历史上的许多档案都出来了,纵观邓小平的一生,他其实就是个时时刻刻在看人眼色的投机分子。邓小平重新上台之后的一切作为,就是我的思想的价值,就是我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英勇地闪现出来的思想光芒。不管我怎么死,中华民族总有一天要隆重地纪念我。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一起一定会隆重纪念我。
  我怎么理解呢?我能怎么理解呢?我是一个弱者,我是非洲草原上一头美丽的跳羚,我只会跳得美丽供自己欣赏。老虎要吃我,狮子要吃我,我有什么办法?跑不动了,蹲在那里给吃就是了——弱肉强食,这是自然法则,谁叫人家嘴里不但长了枪杆子,还长有原子弹呢?

《将军,不能这样做》发表之后

  诗刊1979年8月号发表《将军,不能这样做》时,我正在云南麻栗坡采访。整个采访期间,我一直惦记着这首诗,细细地计算着,什么时候该出来了。回京的路上,路过一个县城,我寻思这期诗刊该出来了,就专门跑到县城一个新华书店去打听。
  书店不大,只有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柜台里。我径直跑到她面前,问:
  “请问,八月号的诗刊来了吗?”
  女服务员也很有礼貌地回答:“来了。但是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期诗刊有一首特别好的诗,一来就抢光了。”
  这时我对我的这首诗的思念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我挺直了胸膛,向那位女服务员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
  “我就是那首诗的作者,刚从前线回来。您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说不下去了,满脸泪水。
  年轻的女服务员怔怔地望了我一眼,脸红了,轻声地说:
  “我自己还留着一本——给你吧!”
  说着就从柜台下面拿出八月号诗刊。
  我急忙翻开诗刊,我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果然洋洋洒洒地登在这期诗刊上。
  我急忙在兜里掏钱。女服务员笑着说:
  “我已经买过了,送给你吧!”
  当时我真是喜疯了,大声说了个谢谢,又向她行了个军礼,拿起诗刊就跑了。
    
  当时我的家属还在当时的蒲圻县(现在的赤壁市)。回京的路上,我请假顺便回家。谁知一进家,还没坐下来,家属就说:“昨天蒲圻闹翻了!”
  “什么事?”我急着问。
  家属说:“你写了一首《将军,不能这样做》的诗,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了。”
  我笑起来,说:“别大惊小怪,一个县城能有几本诗刊?还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了!”
  家属说:“不是诗刊,是解放军报!”
  原来,解放军报很快(九月四日)就转载了《将军,不能这样做》。
  我一下子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那一霎,我现在也说不上来,是意外?是激动?是兴奋?是害怕?是一个诗人有了读者的幸福?还是一个军人对现实的敏感而惊悸、恐惧?
  总而言之,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该闯的祸——来了!
  我下意识地骂了一句:“杜志民!这兔崽子!”
  杜志民是军报编辑,是我的朋友,我以为是他从中弄的小伎俩。
  那时候没有手机,长途电话也极不方便,我不可能当时就问具体情况。
  我的大哥,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听说我回家了,直奔到我家。我一听说大哥来了,急忙出门迎接。谁知一生老实巴交的大哥,看见我,老远就站住,在院子里愤怒地指着我,大吼道:
  “你!你什么诗不写,写这样的诗,你不怕死,我们还怕呢!”
  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无名烈火内外攻心。大吼一声:
  “滚!”
  直挺挺地倒在门前的走廊上,昏死过去。
    
  回到北京,我赶紧到解放军报社。解放军报社收到两大麻袋全国各地给我的来信。我把这些信扛回来,一个人读了几天,哭了几天。每一封信都是在真实地向我倾诉读后感。不少信向我诉说他们的境遇,控诉生活对他们的迫害等等。读得我毛发悚然。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该有事了。我怕这些来信处理不好会影响别人,看完之后赶紧都烧了。
  有一封信是柯岩和邵燕祥写的,不长,感谢我写了这样的诗。
  那时候的中国,好像是春天,乍暖还寒,有点二四八月乱穿衣的味道。我十月应邀到沈阳,几十桌辽宁的诗人热情招待我。可是我回北京后不久,他们就奉命批判我。
  1980年6月,四川省开文代会,会前专门派一个叫陈犀的到北京来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我和陈犀一起去了成都,可是陈犀一到大会就消失了,再也不见我。是孙敬轩偷偷提醒我,说气候变了,说有个叫杨星火的女诗人戴着20公分大的像章坐在主席台上,这样的大会能让我参加?只得把我安排到一个朋友单位的宾馆住下来。

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

  我一生参加了一个不声不响但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
  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1980年底,我正在湖北家乡休假。快要过春节了,忽然收到一封工程兵党委发给我的加急电报,电文如下:“接中央军委命令,接此报后速到北京崇文门宾馆,直接参加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
  我是工程兵机关级别最低的干部,这样的命令简直就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工程兵党委命令我不说,还是接了军委的命令要我速到北京崇文门宾馆参加会议的。我十分惊恐,警惕,想不参加。但又怕因此惹出更大的是非,没有细想,只得急急忙忙赶回北京,直接到了崇文门宾馆。
  会议对外宣称是贺敬之主持,其实会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胡耀邦幕后主持的。
  不仅是胡耀邦主持,还是胡耀邦争取来的。
  原来,根据邓小平的果决,是连发奖大会都不许召开的。这正应了谌容大姐提醒我的那句话:“你不了解上面的情况。”作协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劲要求我妥协?
  邓小平准备直接向文艺界抡大棒子,被胡耀邦苦苦劝阻了,说有什么问题,开一个会议讨论讨论嘛,这才有了这个会议。
  我到会时,会议已经进行到第三天的下午了。
  到会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邀请全国评论界、电影界和戏剧界讨论上海戏剧学院沙叶新等三个作者写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一位北京作者发表在《飞天》杂志上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写的反映河南信阳事件的剧本《谎祸》,还有一个剧本《女贼》的政治倾向问题。
  其中,只有我一个是诗人。
  我既不属评论界,不属戏剧界,也不属电影界。
  我心里直打鼓,想起请君入瓮的典故,也想起1957年大鸣大放的阴谋,想悄悄退出会场,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会议分大会和小会,小会分三个组,每个组大约十几个人。大会则是全国各地的所有评论家,戏剧工作者,电影工作者,几千人的大会。
  我先说小会。
  小会分三组。把《假如我是真的》一剧的三位作者拆开,一个组一个。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大会的具体情况,后来才知道,把他们分开是不让他们互相有联系,各自接受批判。而《在社会的档案里》的作者不参加会议。
  会议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
  我好像是分在第三组。我领了一些大会文件之后就直接去参加小组讨论。我进去时,一个叫路石的老头正在发言。我就坐在与他正好对面,隔着只有几十厘米宽的条形小会议桌。本来,我已听说了开会的一些情况不如人意之后,真的想偷偷走人的。但在看文件的时候,那个叫路石的老家伙满口是“文革”时令人肉麻的语言,把那几个剧本骂得一塌糊涂。直叫人恶心。我不知道那么多人是怎么在忍受的,我听了一二十分钟,实在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大喝一声:“住口!”把那家伙吓得一下子满头是汗,立马不说话了。我愤恨地说:“明明说搞三不主义,你还在这里胡抡棍子,你们都还挨得挺舒服!经过十年‘文革’,终于能在一个会议上搞三不主义,我们党的进步真大!会上搞三不主义,会后搞不搞?这不明摆了是阴谋吗?”
  这会议也就开不下去了。听说我来了,并且一来就造反了,已经挨了两天批判的沙叶新们立即活跃起来,大家凑在一起,把大会的各种情况都汇总并商量对策——我就这样上了“贼船”。
  我就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我必须在这里发言!
  我生活在这样的国度,一生不知道人活着的滋味,这回,我要顽强地做一回人,别说是阴谋,别说是陷阱,别说是火坑,就是刀丛剑树,我也要跳!我必须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有两首诗,《钓歌》和《火柴》,其中《火柴》里面有几句:“每人/都有一颗/自己的头颅,每人/一生/只发言一次。光的发言/火的发言/燃烧的生命/高举起鲜艳的旗帜。明知言罢即死/却前赴后继/深懂得/一次发言/是一生的宗旨/是神圣的天职。”
  《钓歌》里有几句:“莫看钓竿静/丝线柔/苇筒浮/弩拔弓张/水深处/悬阴谋。本该东海作鲸虬/一旦命奔黄泉/只为误吞一口/可怜一生/只供钓翁三盅酒。”就是写参加这次大会时心灵深处的痛楚的。
  到现在我能记得的作家、剧作家有:沙叶新,冯骥才,李陀,赵梓雄,李克威,田芬,苏叔阳等。
  我们激动得几乎彻夜不睡,各自谈自己对“文革”的体会,各自准备在大会的发言。这些人我以前都不认识,都是在这次大会上认识的。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把一首几百行的阶梯诗《青春的歌》念给这些人听,是冯骥才立即拿去说要寄给李小林的。我连李小林是谁都不知道,大家都笑起来了,我才知道李小林是巴老的侄女,《收获》的主编。我说我不知道《收获》的地址,冯骥才一把把稿子抢过去说:“我寄我寄。”我说:“我这是第二稿,我还要改一稿。”大家又笑了,冯骥才说:“等你改好,兔子早跑过岭了!”这首长诗后来就一字没改地发表在《收获》1980年第3期上。
  马上要开大会了,大家都纷纷猜测大会的内容,商讨对策。我本来想写一个高质量的发言稿,但想说的太多,脑子乱哄哄的,只得花大半个晚上,把自己想说的拟了一个提纲。
  大会是在礼堂开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来自全国的评论界、戏剧界,电影界,几千人。
  我们与会代表是坐在前几排的,我坐在第三排。
  台上坐的人,我只认得贺敬之。
  我左手边坐的是诗刊社编辑部主任邵燕祥。他不是与会代表,只是来参加大会的。
  前面讲话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几位教授,《假如我是真的》一剧的三位作者都是他们的学生。他们分别讲了这个话剧的得失。其中我记得的内容就是说这个剧的结尾还是落入了俗套,上面来一个大人物,才解开了所有的谜。
  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大会的主要发言是上海的刘金。当时听说是文艺处处长,后来好像是《文学报》的主编,他就是一个所谓专业评论家。一开始他也从专业的角度说了这个剧的不少长处。我以为也就是泛泛而谈,没什么新鲜东西。没想到他话锋一转,说这个剧什么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啦,把我们的现实说得一团漆黑啦,说我们这一代人坏得令他失望啦等等,基本语调就是我们小组那个叫路石的那一套。具体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忍了又忍,忍得浑身发冷,直打哆嗦。邵燕祥看我十分痛苦的样子,用右手一把抓住我的左手,低声说:“文福,冷静点!”
  我哆嗦着说:“好,好,好!”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站起来,想也不想,就指着刘金大喝一声:
  “滚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我只知道我已经是忍无可忍。
  刘金被我吓蒙了,定格在讲台上。我也被自己吓蒙了,左手怔怔地指着刘金,也定格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几千人也都被我吓蒙了,整个礼堂鸦雀无声。
  我不知道这中间有多长时间,我只知道我从中渐渐恢复了思维,我指着刘金痛斥:“不许污蔑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有多坏,全是跟你们学的,比你们差远了!”然后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摊,直说得刘金满头大汗,连连说“我滚!我滚!”狼狈不堪地下台去了。我叫李克威上台,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长大的,李克威,你去讲给他们听听!”
  李克威立即上台。李克威是知青,他讲述了他们在黑龙江当知青的悲惨境遇。当讲到大年三十,他们弹尽粮绝,去偷劳改队的白菜,在雪地里吃生白菜,被劳改队的囚犯抓住了,把他们吊起来打,大年初一一大早,最小的女同学死在他怀里时,全场一片哭声。
  我颠覆了这次大会。

 
回望

韩庆成:
  35年前的中国,信息传播依靠的是落后的传统媒体,您是如何获知诗中将军的所作所为的?您获知这个事件时,距离事件的发生已经多久了?35年后的今天,网络的发展让人们包括诗人可以快速而又多方位地获知各种时事信息,您认为今天的诗人是否应当像您当年一样,以诗歌的形式对荒谬的时事进行干预?

叶文福:
  有些问题,前面已经回答了。回答您后一个问题。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人,即使是阳光也不能同时覆盖整个地球。大可不必强求别人去学习自己。智慧的前人总是把后人举在自己肩上,希望后人比自己高。愚蠢的前人总是想把后人永远踩在自己脚下,没想到后人把他彻底打翻在地。中华民族最愚蠢的传承哲学就是:
  不许犯上!
  这是一条最愚蠢的思维法则,耽误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并还在耽误着争取前进的机遇、契机。也只有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才会出现这样愚蠢的思维法则。
  我就是我,我只写我。别人或许可以学我一些关于诗的技巧,但每个诗人都是一个顽强的自己,他只能努力做一个最好的自己,做一个他自己最热爱的自己,不可能学我,绝不可以学我,也学不到我。
  对荒谬的时事进行干预,对高尚的事物和人物进行讴歌,这是诗的本能,您说该和不该都不可能阻挡得住或诱惑得了。“文革”证明,即使以强权一时得逞,也只是给历史留下笑柄而已。 
  诗是主观艺术。
  诗必须写我,但不能只写我。
  诗又必须写我们,但不能只写我们。
  诗是主观世界在与客观世界的碰撞中的主观世界的挣扎。
  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对于诗应该如何处置呢?
  我觉得应该像地平线一样。
  地平线,是天与地的结合部。上一分是天,下一分是地。这都不能成诗,只有在天与地的朦朦胧胧处,说天不是天,说地不是地,那最迷人的地方才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最激烈的冲撞处,才最有诗的韵味,才是诗。只写我或者只写我们,都不是诗人之所为。
  对于写客观世界,就是说,对于如何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种种现象里的本质,我觉得诗人应该像一个内行的导游,你要告诉旅游者看不见的风景。假如你总是介绍旅游者自己就能看见的风景,旅游者肯定嫌你啰嗦。假如你说,地平线之外,一米远的一个小洼地里,有一朵小花在向你微笑,旅游者看不见,他必须要追到地平线,才看得见这朵小花,才会感激你。
  对于描述主观世界也存在这个问题。你老是无病呻吟,这里痛苦,那里苦痛,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像喊狼来了的放羊娃似的,把读者喊麻痹了,不理你了。你必得是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激烈的交锋中,思想和情感深处传达出来的真实,才是诗的天然胜境。


韩庆成:
  我看到,很多批评家或学者把您称为“政治抒情”诗人。我个人的理解,延安时期就已初见端倪的中国政治抒情诗,往前可追溯到苏联革命时代,往后则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并在文革中泛滥至巅峰,至今仍能见到它的阴影。政治抒情诗的显著标志,早期是歌颂进步和革命,后期是对当权者及其钦定意识形态的歌功颂德,最终成为假大空的代名词。而您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其主旨不是歌颂,而是批判——不是批判被打倒者,而是批判代表“进步和革命”的当权者,所以,我认为您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是读者喜闻乐见的)不是在政治抒情,而是在干预时事——以一个诗人的良知对当权者的恶行进行干预,担当诗人对时代负有的责任(“没有时代感”也是您对当今诗歌的批评)。我想问的是,您本人是否认同“政治抒情诗人”这个称呼?

叶文福:
  首先,我以在中国诗坛活动四十多年的体会无情地回答您:当代中国没有文学评论家!我所看到的体制内的所谓评论家基本上(当然不是所有)都是宠物狗,叫咬谁咬谁,叫批谁批谁。他们比姚文元,比戚本禹都不如,他们批判人几乎不敢用自己的名字,是躲在黑角落里的恶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评论的正气,怎么能出现伟大的作品?有一点好作品,如同第一个站起来的人,立即被这些躲在角落里讨生活的所谓评论家奉命咬死了。有些年轻作者问我怎么写好诗,我不无苦涩地回答:你照着评论家相反的方向写。
  我不认同什么“政治抒情诗”之说,尤其不认同说我是什么“政治抒情诗人”之说。我不认同的理由是:
  1、这是一个无耻的阴谋。
  本来,把一位诗人的一些诗分门别类,是一些研究者的学术探讨,说一说而已。比如,说王维是山水诗人。只因为王维的山水诗写得的确太好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只是在研究山水诗的时候说一说而已,说他是山水诗的鼻祖之类。王维还有好多不是写山水的诗不也极好么?总不能因为王维也写了《观猎》,而把他归之于打猎诗人,因为写了《送别》把他归之于送别诗人吧。
  这类宠物狗式的所谓评论家们不敢说我的诗不好,因为在文学意义上,我的诗的确好,只得按照主子的意思拼命地、千方百计地从旁门贬低我的诗的文学意义。这个所谓“政治抒情诗人”就是一个从别门贬低我的作品的极其精明的、善良的读者不易觉察的称谓。
  2、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人学。这些都不是我下的定义吧。也就是说,文学从来就是政治的一部分。鲁迅写了阿Q,哪一个情节没有政治?为什么没有所谓的评论家敢说鲁迅是政治作家?他们不敢——因为鲁迅是钦定的不许瞎评论的作家。
  3、我从14岁开始,在初中一位女老师的引导下开始背诵《离骚》,断断续续,背了五十多年。在患癌症动手术后,在肿瘤医院的小院子里一面散步,一面背诵《离骚》,爱人在旁边直流眼泪。我说:“我如果死了,你可以哭。但如果我在背《离骚》时死了,不许你哭,因为那是我一生向往的最幸福的归宿。”有人说有的人靠一本书治国,我是靠一首诗,我是靠一首《离骚》修养我的一生。读懂了《离骚》,就读懂了中国社会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我读着、背诵着《离骚》,就仿佛看见屈原犀利的目光,射穿时光和历史的尘埃,帮我析理我的时代。全部的迷人的凄美之中,哪一句离开了政治?中国当今有哪个所谓评论家敢说屈原的《离骚》是政治诗?有哪一个所谓评论家敢说屈原是政治抒情诗人?他们不敢,他们只敢说我,因为他们不认识我,或者说不敢认识我,他们不敢承认我在他们长期的、残酷的铁壁合围式的打击和迫害中,将以伟大诗人的身份走进中华民族的史册。
  诗人,不过是客观世界给诗作者的一个称谓,诗人在写诗时是并不知道或者说是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诗人的,他的全部心思只关心他的作品的涵量——思想涵量,艺术涵量等等。
  你不要去相信什么知识分子,什么学者,活见鬼!他们无耻起来有一点极限没有?完全没有!有知的无耻比无知的无耻更无耻。信他们的胡说,一天也活不下去。我不想举例子,例子太多了。举起例子来人家不在乎,我自己伤心,何苦呢?
  我写了一辈子诗,除了挨批判那些年,中国几乎所有的诗人和评论家倾其所有地批判我其实是恶毒地诽谤我之外,就算是平时,无风无浪,又有几个人敢于正面评论我的诗?有几个人敢于公正地文学地评论我的诗的得失?我没见到一个。
  所以我说:我的成就,就是这么大个中国,几十年没有人敢公正、文学地评论我!


韩庆成:
  1986年,您在成都出席《星星》诗刊“中国十佳青年诗人”颁奖大会时,掀起了今天影星歌星才有的火爆场面。据说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特别是女青年、女大学生们,像一群马蜂一样冲上去,吻得您满脸都是口红。晚上,人们还络绎不绝来到您的住处,几乎踢破了门坎。这个现象似乎不能简单地用八十年代的诗歌辉煌来解释,因为当年与您一同出席颁奖大会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北岛等,他们并未获得这样的待遇。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另一个问题:上世纪70年代后期涌现的新诗潮,实际上产生了两种诗歌,一种是以北岛、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一种是以您和曲有源等为代表的并不朦胧的以直接揭露、批判和干预为特征的抒情诗。但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朦胧诗成为了新诗潮的代名词,而“揭露、批判和干预”的诗则被遮蔽和忽略了。这至少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因为“揭露、批判和干预”的诗都是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这类诗的屏蔽和消亡,导致大众远离诗歌;二是片面突出朦胧诗的被歪曲的“诗史”误导了后人,90年代以后已很少见到“揭露、批判和干预”的诗歌,导致诗歌远离大众。这两个后果导致的双向远离,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诗歌无人问津的现状。虽然诗歌边缘化是诸多因素使然,但一个不容回避的或者说主要的原因,在于诗歌和诗坛本身。在中国诗歌的“八十年代”已经结束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候,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叶文福:
  其实,所谓“朦胧诗”,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误导。
  之所以叫“朦胧诗”,并不是说北岛、舒婷他们的诗有多朦胧。而且,更重要的是,朦胧本是诗的许多表现形式里的一种,并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说他们写的是朦胧诗,我认为首先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什么年代呢?残酷的年代,为了避开政治迫害而有意识地罩上朦胧的色彩。北岛的诗朦胧吗?舒婷的诗朦胧吗?都不朦胧。舒婷几十年之后的现在才敢说,她的《致橡树》不是爱情诗。是什么诗呢?留下的是空白,供读者自己去想。
  其次,朦胧诗的作者们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现代诗的一些新的表现手法,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与后来的所谓白话诗本质上就不同。白话诗纯粹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白薯地,他们写诗就像扭秧歌的老大妈,她们不会跳舞,只会扭秧歌,就说秧歌就是舞蹈,舞蹈就是秧歌。
  什么叫白话诗?广义地说,从古到今,从《诗经》到现在,都是白话诗,都是把白话写成诗。诗人的本事就是把白话写成诗,不会写诗的人就在那里把诗写成白话。“红军不怕远征难”、“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不都是白话吗?但是你敢说这是白话吗?
  我也不是专门写揭露、批判和干预的诗的作者。歌颂真、善、美,揭露和鞭挞假、丑、恶,是文学也是诗的本能,是谁也无法故意为之的,故意为之的都不是诗人之所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荒芜,还奢谈什么文学呢?
  写诗需要修养,读诗也需要修养。诗不是北京的大碗茶,不是喜闻乐见的,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品出诗味来的。诗是功夫茶,是知其道才知其味的。作者与读者是相辅相存的。如果没有观众,梅兰芳唱戏能唱得出味道来吗?因为有观众的低级和庸俗,才有了赵本山的气候。这么一个浮躁的气候,能有几个人静下来读诗呢?
  1986年在成都出席《星星》诗刊《中国十佳青年诗人》颁奖大会,确实出现了令人终身感动的火爆景象。您问我为什么北岛没有的待遇我有了,我想这应该是讲演的原因,或者说是我讲演的魅力所致。您别忘了,我六岁就得了讲演第一名。1981年连着两天在北师大讲演两次,没有讲稿,每次都是四个小时。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我应该是一个讲演家。
  我的讲演一有思想,二有学问,三有信仰,四有语言,五有激情,六有节奏,七讲究身段。怎么能不成功呢?讲完之后,大学生在街上游行,挽着手哭着喊“叶文福万岁!我们要见叶文福!”把警察都吓坏了。
  但我更爱我是一位诗人。我的语言准确到精微,因为我迷醉于诗的语言。
  前年我在香港一所大学讲演,讲完之后,我说:“孩子们,我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课,你们回去看一看录像,听听我有一点语言渣子没有?现在大陆的年轻人说话,还没开口就说‘然后’,没有‘然后’说不了话,你们去听听我有一个‘然后’没有?”

 
喜悦

韩庆成:
  我发现,您与《诗歌周刊》第一届“致敬诗人”黄翔有几个相似之处,都因为写诗受到关押,都在人生的逆境中获得新的爱情。张玲冲破重重阻力与黄翔结合时,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王粒儿坚定地爱上您时,是一个22岁的女兵,您与黄翔都比妻子年龄大了一倍。我宁愿相信,这种超凡脱俗的爱情是命运对受难者的褒奖。能简单谈谈您与妻子患难相恋的故事吗?

叶文福:
  如果诚实地说,我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不想回答不是对您的不恭,而是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想法。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但我很欣赏自己这点书呆子气。比如:朋友之间,如果别人不主动对我说些什么,我是从来不过问、从不打听别人的夫妻之间任何事情。但是当别人的家庭出什么事情求到我面前,我则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看电影绝不过问影星的任何流言蜚语。就是说,我不喜欢打听任何人的隐私。我认为,这绝不是属于性格问题,而是对中国人农民式的生活方式和方法上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是知识的力量。中国人人人都活得很苦,活得很累,人人都被人有意无意地监督着,监视着,互相都成为一种幸福。我不喜欢议论别人,也不喜欢别人议论我,就更别说随意诽谤污蔑我了。
  再者,最无法忍受的是,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是非。或者故意把非说成是,把是说成非。把别人的隐私像嚼口香糖似地嚼得津津有味。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白居易的《长恨歌》。白居易一生写了许多好诗,但这首乐府,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我都是要顽强表示自己的看法的。
  明明是唐玄宗腐败至极,把已经做了他五年儿媳妇的杨玉环从自己儿子手中硬夺过来,封她为贵妃。个人品德之卑鄙无耻龌龊不说,致使唐朝生变,从此走向衰亡。而白居易把这无耻下流当作忠贞的爱情予以恣意讴歌,还讴歌成所谓名篇,真是下作。这首诗流传极广,后来历代的诸多评论家都闭口不谈唐玄宗的腐败,包括京剧又在这个意义上拓展延伸成《贵妃醉酒》,尽其所能地歌功颂德以求可怜的生存。
  这不是文化垃圾是什么?这不是文学垃圾是什么?
  张学良这么一个极品汉奸,卖国贼,叶永烈却津津有味地写他与赵四小姐的所谓“传奇爱情”,真是不怕齿冷。有一点闲工夫,何不去研究研究谭嗣同壮烈殉国之后,他的家人的悲惨境遇以警示后人!
  但是我还是很乐于回答您的提问。因为虽然生活如此残酷,但因为爱人王粒儿给了我崇高的坚贞的爱,虽然很清苦,但十分幸福。
  黄翔与张玲是什么情况,我一无所知。我只能简要回答我的情况。
  爱人王粒儿与我相识于1986年,这是我被邓小平点名批判的第6个年头。我已经被批得焦头烂额,已经到了每天在想用什么办法了结生命的地步。这年我42岁,她21岁,是工程兵机关的机务员。她父亲50年代与迟浩田是南京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本来她有极其美好的前途,但就是因为认我为师,毅然脱下军装,她说:“老师是屈原,我要做婵娟,我要代表全民族来保护你。”
  我们于1988年结婚,1989年6月,她生孩子才两个月,我因在天安门广场打着巨大横幅公开退党而被捕,进了死囚牢。她和母亲、姐姐一起,抱着两个月的孩子,在北京到处找我。警察告诉她,我是钦犯,根本不可能出狱。她当着警察的面,写一张纸条请警察带给我:“叶,你活着的信念是我活着,我活着的信念是你活着。我和孩子永远等你。”
  在给我送衣物时,因不许见面,不许写信,她只得在送衣物的单子上签名“叶粒儿”,使我知道她坚决等我的决心。
  2002年1月,我患结肠癌住进了北京肿瘤医院。这时候12岁的孩子在天津上初中,她在打工,我在住院,几乎每天在与死神搏斗,全家的担子都在她一个人肩上。大年初二,她到潭柘寺为我求佛,方丈要求她为我吃斋,念经,放生。大冬天,每天早晨买6条活鱼,到结了冰的河里去放生。河里只有一个冰窟窿,是冬泳的人们敲开的,她念着我的名字放生,感动了冬泳的人们。
  我动手术后感染,几次病危,是她日日夜夜守护着我,有一丁点紧急情况,就请医生及时赶到。整个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知道她几乎每天在哭着求人。
  我们结婚27年,我没钱给她买戒指,她也从来不要我买。我们互敬互爱,相依为命。
  确实,我获得了这样超凡脱俗的爱情,是命运对我的最高奖赏。


韩庆成:
  1989年,您曾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并因此获罪,一直到2001年才恢复参加诗歌活动。能简单谈谈这个很多人并不了解的经历吗?89年后到01年您的处境如何?

叶文福:
  我不愿意过多地说个人的遭遇,我怕自己像祥林嫂,逢人就诉说自己的不幸,不知道中国人像鲁镇的人一样,喜欢把别人的遭遇拿来欣赏,听故事,用别人的痛苦来稀释自己的痛苦——我怕。
  我可以简要地说一下,几十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说出来只是想把这一切交给历史,不是想感动中国任何人,我也感动不了当代中国任何人。
  我一个人在北京今年48年了,一家三口,住在北京25年了,没有户口。因为没有户口,学院分房子就没有我的份。我一家人在学院临时借给我的像地窖一样的房子里住了17年。
  孩子上小学,因为没有户口,又交不起昂贵的赞助费,连上小学的资格都没有,是一个朋友与当地派出所有关系,才在没交赞助费的情况下上了小学。人说,领美国绿卡也没有上北京户口难,我大概算一个可举的例子。
  因为邓在讲话里说我“站到党的对立面”了,所以从1981年7月起,被当做反党分子批判了近6年,留党察看一年(按时恢复党籍)勒令转业,不转业就不发工资。而转业回老家湖北赤壁,老家也因有指示而不予接收。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1987年转业到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
  我这一生十分光荣的是,我参加了1989年的游行。5月13日,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第一天,我就进了临时防护栏,与学生们一起绝食。学生们看见我参加他们的斗争十分雀跃。这时学院正准备给我解决户口问题,我因支持、帮助、救护学生绝食斗争,打着“诗人叶文福宣布退党”的横幅从鲁迅文学院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等壮烈罪行而于1989年6月12日被捕,打进死囚牢,当时的中国的巴士底K字楼。在老布什总统的声援下,得以于1990年12月6日出狱——老布什派副国务卿到北京谈判,拿来一个要求释放者的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我。
  我总共在监狱里呆了562天。
  出狱的那天,我刚进家,美国大使馆的电话就打进了我们学院我工作的电教室,要求见我,以证实中共对他们的承诺。是我的领导保证说我真的出狱了,大使馆才没来人。
  我这一辈子无法品味自己做人到底是什么滋味,奇了怪了,中国人要我死,美国人要我活。
  我记得初中时,在咸宁大街上满街地演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活报剧,入伍了演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把人家骂得一塌糊涂,人家爱我,生死关头救我。
  我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纪录:我在监狱里还有工资,出狱后还在学院继续工作。
  我退党,有一个与任何人不同的细节。
  当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首届硕士研究生班学习。1989年4月,班里要成立一个支部,要求每个党员把组织关系都转到鲁院来。我很听话地就从自己学院开出了组织介绍信。交到班里,支部书记说,鲁院属作协管,不能直接收组织介绍信,要交到作协再转过来。而当时作协在沙滩,很远。我就把组织关系介绍信揣在自己兜里,谁知一忙竟忙忘了,随即学潮就开始了,我退党时组织介绍信就在兜里。
  从监狱里出来之后,我照常上班。有一天,很关心我的电教室主任石铁民找我谈话,说学院组织部长要找我,有一个表要求我签名,是开除出党的表。我当时就说,我退党时组织关系就在身上,不在中共的任何一个支部,他有什么资格开除我?主任开导我说:“你就委曲求全一下,将来这个事件平反了,你不还是党员?”我笑着念了几句《离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可是第二天组织部长还是要见我,要我在那个侮辱人格的表上签名。我真是气坏了,指着组织部长的鼻子叫道:“你回去查一查,我的组织关系在学院里吗?太放肆了,你回去告诉你的主子。老子叶文福退党的真正原因是瞧不起这个党!”把组织部长吓得不敢作声。
  现在,这张组织关系介绍信还在我手上。
  我的工资,还是当时转业时的22级。几十年来,我把工资卡交给爱人,从不敢问一个月有多少钱。现在大约与一个扫马路的工人的收入差不多。
  2002年2月,患结肠癌,动手术感染,高烧(39度7)昏死6天6夜,在院方和爱人的精心护理下,终于挺过来了。
  别说买房子,没有户口,买车的资格都没有。
  经常听判死刑犯的判决词里有一句:“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听了直笑,我活在这个国度,如同死在这个国度,全部的政治权利都被剥夺了,叫我怎么好意思说爱国?
  我进监狱时我的女儿才出生一个月,出监狱时女儿已经快两岁了。我回家后,女儿在院子里玩,院子里那些无知的老太太,唆使不懂事的孩子往我女儿背上吐唾沫、浓痰。爱人到院子里倒垃圾,那些老太太挡在垃圾箱前不许倒。我去倒,她们挡着,我往前一走,他们就往地下一躺,大呼小叫,说我打她们。
  那时候我真的想起了袁崇焕,想起了谭嗣同。
  我时常对爱人说:“清贫思杜甫,坚韧敬屈原。”
  朱镕基当总理,我给他写长信,反映我的问题。胡锦涛上台,我给他写长信,反映我的问题。你说我可爱不可爱,我还在信中向他们提建议,说现在有了开山新设备,可以设想直接打通喜马拉雅山山脉,用一条或多条通道放印度洋上的暖风进来解新疆之旱情。您说我还要怎样来爱我的祖国?
  都是泥牛入海。
  我再也不写了。
  我也不可能去上访。都这把年纪了,我要珍惜这点已经耽误了许多的写作时间,我要抓紧时间开发自己的思想财富。我也是太阳,我有一本诗集就叫《雄性的太阳》,我要抓紧时间,像我一本散文集的书名那样,《收割自己的光芒》——我是火柴,没有膝盖,为了最后这点尊严,不可能到那鬼地方去下跪,去求人施恩,去挨大棒子,弄不好还要被送进精神病院。
    
  我十分景仰和热爱德意志民族。德意志民族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是说想伟大就能伟大的。它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智慧的理性的民族,它在历史上也犯过许多无法原谅的错误和罪恶。二十世纪,它悍然接连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并且两次都是以失败告终,终于把自己民族的前进步伐逼到了绝路上去了。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后,整个德意志民族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屈辱之中。如同中华民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一样,不管是平民,还是贵族,都迫切希望民族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强大起来,而危险就在这里。就像春天来了,蜜蜂飞出来了,苍蝇也飞出来了一样,希特勒,纳粹思想,都趁着这种复仇情绪生长出来了。正是这种健康的民族情绪和不协调的前进节奏的合力作用,诞生了法西斯。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纳粹用极权思想决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借着这个极权里的几个人的名义在屠宰世界。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志民族彻底失败而告终,这绝不只是什么战争策略的错误或失误,而是战争性质的问题,可以说,它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要彻底失败,它不失败人类就该灭亡。
  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在一个世纪中接连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终于震醒了善于思考的、有着深厚的哲学土壤的德意志民族,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为当年起义的牺牲者敬献了花圈。在拨正了花圈上的丝结之后,勃兰特后退几步,突然双膝下跪。这一举动事先没有计划。据说事后勃兰特说:“我这样做,是因为语言已失去了表现力。”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砰然一跪令全世界为之动容,德国总理下跪谢罪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40年后的同一天,德国总统武尔夫再度来到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敬献花环,他称赞这一历史性的下跪是伟大的和解姿态。在德国国内也引发了强烈反响。当时担任德国内政部长的根舍这样回忆道:“我被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勃兰特以他全部的人格,向每个人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德意志民族通过自己的领袖英雄的作为,明晰地阐述了全民族的思考心得,赢得了全人类的尊敬。
  使我十分感动的是时间。从1945年第二帝国灭亡,到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这之间只用了25年。
  从1958年反“右”以来,一直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唱了几十年,越唱社会地位越低。许多年我弄不明白。此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它的真实含义在哪里?
  “阶级”就是一分为二的反动哲学观点的注释。
  什么叫阶级?人为什么要分这个阶级那个阶级?我讨厌阶级,我崇拜我们民族的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我崇拜太极图腾。我渴望全民族一心一德,这有什么不好?难道这也有罪过?我不相信。
  远的不说,“文革”中冤死的,打死的,斗死的,自杀的,枪毙的,该有多少人?谁能统计得过来?今年过去49年了,“89”过去26年了,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别说下跪,谁表过态?谁道过歉?
  德意志这么伟大的民族,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才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思维痛点。人类要前进一步,何其难也。
  这些有关民族生死存亡的艰难课题,现在不思索,恐怕以后就来不及了。
  没落马的我不知道,看着现在那些落马的大大小小的权贵的穷凶极恶和极度奢华,我不由得想起《离骚》里的句子:“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党人”是什么人?注解里说:“古代的党人指朝廷中为私利而结成帮派的人。偷乐:苟且享乐。”
  他们在偷偷地享乐,他们在偷偷地笑话我们的高尚,他们在偷偷地欣赏自己的龌龊,他们在偷偷地自鸣得意。
  连我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一辈子如此迷恋《离骚》。连散步也背诵。因为我简直觉得屈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他笔下的楚国的矛盾,冲突,危机,腐败,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如出一辙,他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诗人。我读着《离骚》,就仿佛在读中国通史,就仿佛在读当今的现实,十分亲切。
  文学不可以横比,但实在,全部的唐诗,无论是思想性,艺术性,社会性,人性,都完全无法与《离骚》媲美。所以唐诗注定了只能是封建社会的艺术顶峰,而《离骚》则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汉语诗空前绝后之作,是中华民族诗的永恒的巅峰。
  诗人不是政治家,诗人用诗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从古到今,该有多少诗人发了多少牢骚,并没有几个诗人被打成反革命,为什么非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时代是不是在倒退?
  北岛凭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两句诗就可以领诺贝尔文学奖。一位诗人,用两句诗就概括了自己时代的特点,这不是伟大诗人是什么?
  在这条道上驰驱,必然要走到绝路上去的。还不如趁早听屈原的话: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而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不说了,太痛苦了。


韩庆成:
  2012年12月,我有幸与您共同参加深圳诗歌节,观看了您精彩的诗歌朗诵。从您的朗诵看,您更多地把肢体语言溶进了朗诵之中,这让您的朗诵具有了与通常诗朗诵迥异的特殊魅力,被誉为“神奇的力量”和“思想的魔力”。黄翔当年发明了“吼颂”一词来形容他的朗诵,您能否用一个词来概括您的诗歌表演或曰行为艺术?

叶文福:
  诗是语言艺术,诗的歌咏和朗诵,甚至舞蹈,甚至绘画,都是对诗的再创作。
  诗又是自我艺术,一般情况下,只有诗人自己最能理解自己诗的痛觉的最深处。所以如果听诗人朗诵自己的诗,那绝对与听演员朗诵是两回事。
  我喜欢朗诵,尤其喜欢朗诵自己的诗。我觉得只有我自己能够朗诵出我的诗的意境。
  我曾多次朗诵过自己的诗,效果好到我自己无法想象和评价。
  1981年,有一次我朗诵《祖国啊,我要燃烧》,朗诵完之后,殷之光激动得满脸是泪水,连鼻涕都流出来了。他扯起嗓子喊了一句谁也想不到的口号:
  “叶文福万岁!”
  这与政治无关,请还想搞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不要胡乱上纲。
  瞿弦和也听过我朗诵过好几次,所以每见到我,他都恭谦地说:“叶老师,您是真正的诗的朗诵,与我不同,我是演员,逢场作戏。”
  但我不是想发明“吼诵”,我理解吼也是朗诵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作品本身的需要,而大可不必去搞什么发明。
  朗诵过程之中的肢体语言也是诗的语言的一部分,是具有深厚功力的诗人在有形有声的语言进行之中的一种辅助语言,它与诗的情绪和旋律是连在一起和紧密结合的。我爱人经常听了我的朗诵之后,激动地说:“没人能学到你,你就是你。”
  是的,我的诗,只有经过我的朗诵,才可能达到她应有的巅峰状态。
  有一个足球运动员叫郜林,前锋,许多极佳的进球机会都被他无情浪费了,我想没有一个教练能指出他的许多要害里最要害的一点:患得患失!应该毫不留情地指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每次射门他不是在踢球,而是在踢自己。不是在想进球,而是在想自己的荣誉,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根本无法把自己融化进足球,该传的不传,该射的不射,毫厘之间,机会顿失。
  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不也是这样吗?
  对于艺术,我是这样理解的:成就就是特色,特色就是作者,作者就是艺术——作者必得全身心地融化进自己的作品,差一丝一毫都不行。
  为什么有杜甫诗,李白诗,张大千画,齐白石虾,李可染牛,黄胄驴等等之说?就因为他们都是大家,他们的作品做到了这一点,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您要我用一个词概括我的诗朗诵,我想就应该叫:叶文福诗朗诵。


韩庆成:
  中国诗歌流派网聚集着很多90后诗人,他们大都以口语写诗。您曾多次提醒这样的写作要注重诗意,您说过“把诗写成白话的人多了”、“有些作者写诗,像写日记那样随意。没有构思,没有炼意、炼句、炼字之说”、“必须把白话写成诗,而决不能把诗写成了白话——绝不能,这是原则”等等语重心长的话。今天,您还想对这些年轻诗人说些什么?

叶文福:
  在我的人生体验中,文学不仅仅是文学家的事,诗也不仅仅是诗人的事。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有坚实的文学基础。把文学学好了,就有了人性、道德、信仰休养生息的土壤。

 
自信

韩庆成:
  网络的如影随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诗人的写作方式和发表方式。现在,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诗歌平台,如诗歌论坛、诗歌网刊、诗歌微信、诗歌博客、诗歌微博、诗歌Q群等,总量和覆盖面上已远远超越传统诗歌媒体,成为诗歌发表和传播的主要载体。传统诗歌媒体的唯一优势,只有专制权力赐予它们的亲子式的“权威性”而已,如果你不在乎官方承认你发表了多少作品,不在乎这种承认在你评职称拿奖励时带来的好处,不在乎也许有的那么一点可怜的稿费,那么,这种“权威性”便只是“便桶”。——这个词您曾经用过,您用“酒杯”和“便桶”形容过诗的外在形式,您还说过“现代诗作者的诗,包括一些大诗刊小诗刊的主编们写的诗,我看了不少。说实话,还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好的作品。”我同时注意到,您2010年在武汉签售新作时,曾批评“‘网’就是文盲的群体”,并因此引起热议。就诗歌而言,“网”上确有“便桶”,但如果您比较全面地了解网络诗歌,会发现“酒杯”也并不稀缺。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您平时上网吗?是否去过前面说到的那些基于网络的新媒体诗歌平台?时隔五年,您今天如何评价“网”和网上的诗?

叶文福:
  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我也从没有随意批评过网络。
  2010年在武汉签售新书时,我并没有批评网络是文盲群体,我的话完全被歪曲了。我没有答记者问的本事,我讲课讲惯了。我当时是在与他们谈心式的,我说我这个人的性格中有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毛病,就是接触新事物很慢。就像旧式飞机,拐弯的半径很大,等到我拐过弯来,人家早就飞远了。电脑刚问世时,作协给在京作家每人优惠配置一台电脑,我坚决不要。我说我用手写了大半辈子,用电脑没有灵感。我怕网络上尽是些文盲群体,老给他们讲诗,耽误时间。我是在说自己的毛病,被他们剪裁成那个样子。不过我看的很淡,就是误会了又怎么样呢?
  我要说明一下,我到现在也不大会上网。我上面说的毛病确实是毛病,我至今不会用手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诗,确有好诗,但不多,大量的诗都很随意。诗是语言艺术,除了主题,语言是很重要的元素,没有美感,没有形象,没有旋律,就很难为人接受。文章文章,是以文入章,以文为章,没有文气,何以有章?没有文气,就是流水账。
  屠岸老说自己是诗作者,不是诗人。他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我不得而知。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是诗人。我的理由是:诗,制约着我的一生。
  如果没有诗的修养,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
  诗就是一座语言砌成的无形的寺庙,我在这寺庙里觉得自己很真实,很清雅,很高尚,我在这寺庙里就觉得自己很简约,很干净,很美,就是一首诗。
  我热切地希望自己是一首好诗,我热切地希望诗把我写成一首好诗。
  中华民族是一个靠说假话生存的民族,这个讲话有许多在中国是不合时宜的,但幸好,我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如果因此而惹祸,我就以此文诀别吧。

2015.3.21.提问于安徽宣城水东
2015.4.26.凌晨3:00答于北京三叶宫

 

北伐战争,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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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引狼入室!

(2016-01-09 00:30:53)


作者:不详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得知后的孙中山,给列宁发去贺电:“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1918年8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回信孙中山:“您,尊敬的导师,前些时候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相同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从中不难看出,孙中山其实先于陈独秀、李大钊,就与苏俄勾在一起了。

北伐战争,引狼入室!

1919年,北洋政府收复外蒙和曾被沙俄霸占的唐努乌梁海。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开始结怨。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着手“发展下线”。维经斯基在北京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又在上海见到陈独秀。


8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北伐战争,引狼入室!

9月,孙中山派遣大元帅府参军李章达率领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出发前,孙中山向李章达面授出访要务,要求他向苏俄政府正式提议:缔结军事同盟,并请求苏俄红军在第二年从苏俄中亚地区出兵中国新疆,并沿河西走廊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由甘肃进入四川,协助四川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由于路途艰险,李章达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21年春天了。此时,苏俄政府正忙于对付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因此对孙中山的借兵计划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1921年6月,苏军以追击白卫军为名,侵入中国外蒙。


7月,在苏军扶持下,蒙共(蒙古人民党)夺取了政权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之后,苏俄与被赤化的外蒙古签订《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8月初,苏军侵入中国唐努乌梁海。


而在此时,孙中山继续向苏俄表“忠心”。


8月28日,孙中山在致齐契林的一封信中,一方面怂恿苏俄攻击张作霖:“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胡匪头子,叫作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


另一方面,反复表明自己是“亲苏俄分子”:“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 《孙中山选集》)


1922年8月,苏俄外交全权代表越飞访华,与北洋政府商讨外交纠纷。吴佩孚等人表示反对外蒙独立,要求苏俄撤军。


又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致信越飞,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自己对苏俄的“忠心”:“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孙中山致越飞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


被吴佩孚顶住的越飞转而去南方,找反复表“忠心”的孙中山“联络”。


此时的苏俄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要想得到外蒙和唐努乌梁海,要想赤化中国,必须搞垮捍卫祖国的北洋政府。操作方面,由国共两党充当苏俄在华代理人,给予他们卢布,军火,教官顾问,让中国人来杀中国人。


11月,陈独秀草就并下发《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同月,越飞致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孙中山)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越飞致马林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哈哈,多么赤裸裸的话!只要孙中山不上位,“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把孙中山扶上位了,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之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


北洋政府反对外蒙独立,陈独秀却说不仅接受外蒙独立,还要“积极的帮助”外蒙独立;北洋政府要求苏军撤出中国境内,孙中山却说“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并且是为了防止“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保卫苏俄。


就这样,孙陈二人,国共两党,在外蒙问题上,穿起连裆裤来了。


2月,得到苏俄援助承诺的孙中山返回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

北伐战争,引狼入室!

3月1日,成立北伐大本营,准备挑起新内战。


3月8日,苏俄中央政治局首付200万墨西哥鹰洋,应允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孙中山组建军队发动内战。


5月1日,苏俄致电孙中山:“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恳请将我国的援助严守秘密。”(《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6月中旬,中共三大决议案:“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遂行此决议。”


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俄。代表团主要考察了苏俄的军队建设经验,了解了红军的军政组织情况,以便按照红军的榜样组建和训练新军。


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助孙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


中国一党制,便来源于此。


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时说:“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吾党与他们(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 《孙中山选集》)


一方面是“以俄为师”,一方面是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主张皆是三民主义”,大家都是一家人。


1924年1月25日,得知列宁死讯的孙中山表示:“现在提出用本大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请大家表决。至于各行政机关,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孙中山选集》)


10月,苏俄首批8000支枪400万发子弹运抵黄埔。


为了解决军校经费困难,苏联还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军校的开办经费。不仅黄埔,苏俄援建的军校还有滇军军校,湘军军校,吴铁城的警察学校,(李济深)粤军第1 师军校,桂军军校,以及航空学校警察第1团的学校,均派有苏俄军事顾问。为了掩人耳目,苏俄宣称在粤苏军顾问皆已退役,系“自愿人员”。


1925年2月底,李大钊乘火车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见到冯玉祥。李大钊“牵线搭桥”,冯玉祥与苏俄勾在一起了。


3月11日,处于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写就《致苏俄遗书》:“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其实,孙中山的“担心”,纯属多余。苏俄的计划是长久而又完备的。苏俄不仅操控国共两党来帮他们杀中国人,还为北洋政府摆出个南北夹击的阵型:南勾孙中山,北勾冯玉祥。


3月12日,苏俄通过决议,援助冯玉祥军火和顾问。其中武器弹药有:步枪5585支、子弹5820万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一万多发,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


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


同年,张作霖与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冲突严重。张作霖发觉,苏联已向东北地区派出大量特工人员,意图对奉系政要不利。


中东铁路,1896年—1903年由俄国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路线呈丁字型,全长约2400公里。因为中东铁路横跨中俄两国,张作霖在铁路所有权上与苏俄结怨。


1926年,苏俄将各种军械分4批运到广州: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7月9日,广东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杀向抗俄者吴佩孚。


8月,冯玉祥从莫斯科返回中国。随行的有共产党员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人。


9月17日,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


这些,便是北伐战争,不,应该称其为苏俄侵华之来龙去脉。拿着苏俄给予的枪炮,毒气弹,接受着苏俄教官训练,由苏俄顾问来出计的国共两党,杀向抗拒苏俄的北洋政府。


北伐战争的本质,是苏俄侵华。从1921年开始,苏俄是实际上的侵略国,敌对国。苏俄养肥国共两党,而两党成为其在华武装,操纵两党攻击吴佩孚,张作霖等苏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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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武斗纪实 红卫兵的重庆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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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武斗,文革中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于文斗的武装冲突。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最早在上海开始,后扩大到全国。武斗者多为年轻人,死伤惨重。重灾区基本集中在各大军工业的城市。

1967年,重庆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815”派和“反到底”派。7月7日,重庆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了枪弹,后来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和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和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

全国最大一场武斗是1967年7-8月间在重庆发生的杨家坪武斗。出动军舰、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死亡1170人,失踪600余人,共受伤3000余人,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谢家湾地区作为主战场。后经林彪、周恩来直接干预才停止。

重庆武斗中甚至使用了军舰,涪陵地区武斗因为当地驻军介入炮舰轰击城区,完全是正规战争的打法。几万贸派红卫兵退入川东名寨栗子寨,对抗正规军的打击,最后全部宣布缴械撤走。

重庆市沙坪坝区现有全国已知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卫兵墓群。

本文为亲历者口述……




重庆有个“八一五”公墓,这个文革遗址成了全国唯一见证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坟墓,这里埋葬了百多人的冤魂和尸体。墓园占地面积50余亩,每一块墓碑上都镌刻着“八一五派”死者的名字,其下都埋着一名、几名乃至十数名以上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

跟全国一样,文革中重庆武斗分成两派:一派据称是“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战士”,“始终不渝地捍卫毛席的革命路线”,于1966年8月15日成立的所谓“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还有工人、干部成立的以“八一五”为代表的各种战斗团,后干脆一律对外宣称叫“八一五派”。

在重庆文革中进行到最激烈的1966年至1967年间,很快分离出另一派:“反到底派”,也就是要砸“八一五革联会”的“砸派”,俗称“反吊起”。




位于重庆沙坪公园小溪亭阁不远的“八一五”公墓,基本上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事业的工人造反派,年纪大的多在十几岁或二三十岁,最小的仅11岁。公墓建在一片小树林里,这里依山傍水,鸟鸣清幽,很早以前曾是一处解放军烈士墓。“八一五派”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据称还是请了风水先生的。首先,这里位于沙坪公园的僻静处,曾是解放前地下党常接头之处,有像征意义;第二,“反到底派”再强大不会攻到这里来,沙坪公园几乎是“八一五派”腹地的腹地。文革武斗时期,以重庆大学为首的“八一五派”,占据了沙坪坝所有的地盘,该地区的“反到底派”都逃走了。




重庆武斗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和各个企业,双方以“占山为王”的形式,来者先到就算是占领了所谓制高点。学校主要是各个教学大楼,工厂主要是职工宿舍和厂房。

占全国军工企业四分之一强的重庆,武斗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冲突烈度高,很大原因是这些大量的军工企业的存在,凡所有的常规武器,都有军工厂制造。打响山城第一枪的是在重庆工业学校,而真正发生激烈冲突的是在重庆建设机床厂,即现在的建设摩托生产基地。这是一个从汉阳迁至重庆的特大型军工企业。在那个时候这个厂是极端保密的,守卫这个军工企业的是一个连的解放军部队。


动用军工武器的流血武斗

1967年7月25日清晨,住在建设机床厂厂区劳动一村的人们,发现对面民主村屹立在山巅上的两幢苏式红砖楼,突然被“反到底派”围攻。早上 8点左右,“反到底派”来了很多人,手持钢钎、大刀、燃烧瓶,身穿劳保服,头戴藤帽,围着红砖楼进攻,不断地向这两幢红楼投掷燃烧瓶。红砖楼于夜间被“八一五派”占领,这是建设厂“反到底派”不愿意看到的,必须夺回来。

数百名“反到底派”武斗人员轮番进攻,不断地向红砖楼投掷汽油弹。于是双方展开攻防拉据战,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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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到底派”攻到上午10点左右,于深夜将两幢红砖楼居民赶走并占领红砖楼的空压厂“八一兵团”,开始吃不住了,其中一幢楼开始起火。“反到底派”的武斗人员跟“八一五派”的人一样,大都是中学生和工人,建设厂以青年工人为主的“反到底派”组织——“红大刀”,驰名中外,其成员大都是身强力壮、狂热冲动的棒小伙,在钢管焊上本厂生产的三棱刺刀,人手一柄,长约丈许。他们找来梯子往红楼上攀登,跟电影上看到的场景一样。

驻守大本营的“八一五派”看见建设厂方向昨夜拿下的堡垒冒起了滚滚浓烟,开始派出增援队伍。“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是工人组织,空压厂是制造两栖坦克的工厂,这些造坦克的工人从空压厂自已命名的所谓“八一大楼”内冲出来,手提砍刀、钢钎,一路喊着杀声,狂叫着朝建设厂家属区的民主村红砖楼冲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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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建设厂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叫王林仲的建设厂工人,有人对冲过来的“八一兵团”的武斗人员悄悄说,这个人是“反到底”的。说时迟那时快,3个人冲过来用钢钎捅王林仲的腰杆,王用手去遮挡,手当即被刺穿,血流遍地。这些人又赶着去解救红砖楼的战友去了。


“反到底派”迅速撤退,兵败如山倒

上午11时左右,一个“八一五派”的武斗人员看见一个“反到底派”的红卫兵退在后面,就提着钢钎从红砖楼边冲过来。这时在山下围观的建设厂职工家属都发出惊骇声,那里有一个长年堆积如山的垃圾山,大约有一幢楼那么高。“反到底派”的那个红卫兵硬是扔了钢钎从垃圾山跳将下去,追的人如同投掷标枪一样,奋力将手中的钢钎朝那个“反到底”掷去!




幸而没有命中,这个“反到底派”红卫兵逃过一劫,返回大本营后发誓要报仇雪恨。此人姓于,是重庆三十五中的学生,体型强健,非常热爱体育运动,1965春年学校选飞几乎进入空军飞行员行列,因学习成绩差些未能如愿。这人后来死在攻打潘家坪重庆雾都宾馆的武斗中。

中午12点左右,重庆三十五中高中一个叫宋正言的红卫兵撤到其中一幢红砖楼的背后,恰好被包抄过来的空压厂“八一兵团”截住。住在建设厂劳动村的数千人都在山崖下看见,此时两个身穿藏青色工作服的“八一兵团”武斗人员,用钢钎狠刺已经倒地的红卫兵。两条钢钎扯出来再刺进去,扯出来再刺进去。事后发现,宋正言倒地的地方是一个鸡笼,人血溅到鸡笼的木栅上,厚厚一层。

战斗结束,双方撤离,这算是一次战役,以“反到底派”的暂时失败告终。宋正言被“反到底派”的人用凉椅抬下来,身上护体的一层薄钢板被刺穿,藏青色工服被鲜血浸透。宋正言被刺透25刀,于当日午后1点左右死去。这时,占领建设厂地区的“反到底派”愤怒了,回到大本营,立即在重庆两杨公路上拉起了一条钢索,这条钢索上全是钢钉。交通中断了,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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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29日,传来重庆工业校发生了枪击事件,这算是打响了山城第一枪。武斗立即开始升级,很快发展到动枪动炮,机枪、坦克、军舰不在话下。

建设厂是军工企业,主要以生产枪炮为主。枪战发生后极大地刺激了“反到底派”的“井冈山建设兵团”,立即发枪!没多久,重庆各地的“反到底派”前来筑巢,人人摩拳擦掌,发誓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武斗双方都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激愤地要消灭对方,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7月30日,“红大刀”在建设厂灯光球场举行了隆重的发枪仪式,“反到底派”发誓一定要为宋正言烈士报仇!数百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举向空中,拉开了枪机,一箱箱的子弹用刺刀撬开,分发下去。

8月1日清晨,全副武装“反到底派”向建设厂“八一兵团”和建设工业学校修筑的工事发起进攻,建设厂生产的四联装高射机枪和舰用机枪数十台,一齐向“八一五派”的大楼开火,并用炸药炸开楼房工事。“八一五派”占踞的红色大楼顿时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附近“八一五派”的重庆机械制造学校的 “机校兵团”也参与了防守。

双方战斗极为惨烈,枪炮声整夜不停,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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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清晨,“八一五派”全线溃退,带走尸体十数人,在“反到底派”追击中,被打死的腐烂在水田里的还不在其中,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就埋在沙坪公园的“八一五”公墓里。

8月5日,“八一五派”为了争夺建设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派”人抬肩扛,将两台14.5毫米的4 条枪管的重武器推到半山腰上,猛烈轰击大批围攻上来的“八一五派”。而“八一五派”大都是重庆大学组织来的的学生,手持各种火药枪、“汉阳造”,朝清水池高地冲锋,均被“反到底派”各种轻重武器打死,死伤者漫山遍野。

重庆8月的天,尸体很快高度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此一役,“八一五派”丧生150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却没有被安葬在公墓里,有的人至今无人知晓姓名。


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武斗结束,双方在“九五命令”下缴枪,但都没有履行。

1968年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这一次“八一五派”吸取了1967年的教训,首先步步为营,占领了“反到底派”的据点,在“反到底派”的边缘地带修筑工事,迫使其后退,到武斗打起来时,“反到底派”已无还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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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30日,在生产半自动步枪的一个特大型军工企业里,发生了文革中重庆一次激烈的武斗。其场地主要集中在4幢职工宿舍,有两幢被“八一五派”占领,“反到底派”据守在另两幢单人宿舍里,其中一幢被称为的“三八宿舍”。

双方都在黑夜到来时,从窗台上伸出半自动步枪朝对方开冷枪。

重庆建设厂中“八一五派”一个红卫兵当即被击中脑袋,脑浆迸裂。

此人就埋葬在“八一五”公墓。姓刘,年约17岁,后被“八一五派”追认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英勇战士”。事实上,那时候谁也保卫不了谁。小刘的父亲,一个从湖北汉阳到重庆的老工人操着浓重的汉阳腔说:“个巴马,有毛用!”刘老汉活至1999年6月,无疾而终,享年95岁。

此时,重庆武斗还在其他地方进行,但规模要小一些。

战斗进行到次日凌晨,“反到底派”的火力完全被“八一五派”压制,陆续从几幢楼房撤出,这些人携带大量轻重武器撤退。枪炮声一直持续至天亮,成渝铁路沿线大批的“反到底派”成员携家带口前往重庆火车南站集中。在这里,一个“反到底派”红卫兵手提一支20响盒子炮在现场指挥,火车头上架起两挺重机枪。火车行驶到重庆大渡口火车站,被部队拦下,双方发生小规模流血冲突。“反到底派”在此四散而去,大都拦下火车去了成都,直至9月重庆警备司令再次发出双方上缴一切武器的命令。

“反到底派”在武斗中战死的人员大多就地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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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体育馆曾经也是“反到底派”的据点之一,在那里被打死的中学生红卫兵十数人均就地掩埋。文革结束后,他们的亲属陆续将这些人的尸骨迁走。首都北航“红旗”和一些外地来渝被打死的“反到底派”的红卫兵,同样就地掩埋,文革后期由亲属取走。

1967年以建设厂为中心被打死的“反到底派”武斗人员,大多埋在建设厂老医院前面的一片树林里,当时还有一块块木牌,上写着死者姓名。



重庆三十五中初三年级于某,即在1967年7月25日被“八一兵团”追杀的那个“反到底派”武斗人员,在其后不久的8月19日,进攻潘家坪五台山重庆雾都宾馆的夜晚,即被乱刀捅死,就埋藏在此。

于某身高1.75米左右,手提一支冲锋枪,腰插一支手枪,一个人身上背着一个班12个人的干粮,于当日一个人独自摸索上五台山,因口令不对被是“八一五派”活捉,最后被刀捅死后,扔下山崖。紧跟着,“反到底派”连夜用数台14.5毫米4条枪管的高射机枪轮番攻击,占领宾馆后发现于某血已硬凝,抬下山来,为其举行了安葬仪式,给他穿上抢来的军装,手握两颗子弹,十数人鸣枪为于某送行。

“反到底派”占领五台山雾都宾馆后的一个中午,一个“八一五派”“机校兵团”的人身穿工作服,携56式冲锋枪一个人闯了进来,看见“反到底派”的人员正在吃饭,刚要转身,被其校友发现。只听见一阵乱枪扫射,此人当即倒在血泊中,胸如蜂窝,血喷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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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姓雷的“八一五派”红卫兵,年仅19岁,后埋葬在“八一五”公墓,石碑上刻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高耸的墓碑正面写有“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往事不堪回首

现在,这个公墓已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网络上不断有人进行报道和披露,使原本这个不起眼的“文革墓地”成了众所周知的所在,成了那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回忆,而“暴毙”成了当今年青人的谑语。

“在激情中暴毙的红卫兵!”这样的用语是有争议的。那些牺牲了的曾经梦想用自已的双手去创造美好和未来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年青人,长眠在了重庆这块炽热的大地上,让后世人以各种复杂的眼光去评说。他们的死是无谓的,一点价值也没有,却给了今天的青年以思考,尽管出现了“暴毙”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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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公墓早已是绿草遍地,半人深的茅草遮蔽坟墓的荒凉景象已不存在。后人修剪芜杂的荒草,春天来了又开起了鲜花,鸟儿在坟墓上空的塔林上停留,一片生机。近来,有亲属用人造大理石重新整修了一些人的墓地。

这里的坟墓大都用当时质量很好的建筑材料筑面,如今大多风化,有的甚至上面的字都已剥落,凋零不堪。墓碑上刻有死者姓名和当时流行的壮语,多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重庆武斗的发源地建设厂因武斗而死的人员,在“八一五”公墓里掩埋的有30多人。这个墓很宽大,上面有一支火炬,碑文多写此墓安葬的人的简短生平,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的,其“英雄气概永不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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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沙坪公园游人如织,其中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特地赶来,目的就是一睹“八一五”公墓,甚至有人提出将此作为中国文革的见证,对外开放,收取一定入场费。此建议当即受到质疑。

墓地墙外右边用红色的油漆写着4个大字:文革墓群。

文革过去40多年了,然而这个梦魇还在缠绕着一些人。

在1967年7月25日被“八一五派”武斗人员刺伤的王师傅,至今还躺在床上,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刀光剑影的派性厮杀中。有朋友去看他,拉着他被钢钎刺穿伤残了的手,王师傅会情不自禁地问道:“‘反到底’打回来了么?”如果,您说早打回来了,年近八旬的王师傅马上会露出会心的笑,往日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大大地叫一声:“拿酒来,我们要好好地庆祝一下!”他还能从1967年坚持到现在,也就是40多年后21世纪的今天,全凭的就是“反到底”打回来的信念。王师傅的神志是清醒的,妻子问他:“你知道你的退休工资涨了好多?”王师傅先伸出一个指头,然后再伸出3个指头:“137块7!”

而在1967年7月25日争夺建设厂红砖楼的厮杀中,用钢钎刺死重庆三十五中学生宋正言的一名“八一五派”空压厂“八一兵团”武斗成员,因长时间被血腥的梦境所困扰,情志不悦,很多年一直内疚不已,于2002年3月18日患肝硬化而亡。

“八一五”公墓埋葬的只是文革中重庆武斗死亡人员的一小部分。



原文作者:胡志金,男,1952年生,大专学历,供职于重庆建设工业集团(前身为汉阳兵工厂)。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1962,秋天的怀想》、《清明时节雨纷纷》、《穿幕行动》、《穿越昆仑岛》、《弹匣》、《兵工厂的恋爱季节》、《活着的周渝生》,纪实文学《谍海生出故乡情》,散文《少年蝉鸣》。


 


本期编辑 小山      选题  潘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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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的最高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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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毛的最高级腐败作者:

作者: 一枚善良的汉子


毛泽东真的没有特权吗?据上世纪80年代末税务报的一篇专访报道,“专机为毛泽东空运活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喜欢吃活鱼,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有关部门为此特别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为毛泽东空运活鱼。为防止阶级敌人破坏,还专门在东方红渔场通过政审,挑选祖宗三代出身贫下中农的农场农民组成基干民兵连,专门负责活鱼的捕捞、挑选、装箱、押运。往返数千公里,用国家专机为个人运送活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广大农民被要求“糠菜半年粮”的悲惨时代,这不算特权算什么?不知何青青或其父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否也享有专机为他们运送活鱼的这个权力?

毛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看看韶山滴水洞毛的别墅,宽阔、高大,经过特别的设计,就是在炎炎酷暑,不用空调,也很凉快,连洗手间也是特别设计的,宽敞的走廊,比小老百姓住房的客厅还要宽大得多,房间内高耸的天花板和高高的空间,一层相当于老百姓三层住房高度之和,室内豪华的游泳池......总计花了2亿元。不知何青青及其父辈当年是否也有如此豪华的专用别墅?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请问何青青这算不算特权?何青青说毛XX没有特权,他之所以这样说,唯一的解释就是:很可能何青青或其父母,当年也是拥有个人或家庭专用游泳池的特权人物。

玉泉山农场专为毛生产大米,据说那里的水特别好。“玉泉”从前供给宫廷饮水,现在浇灌毛的水稻。毛喜欢的蔬菜,以及肉类牛奶,由另一个叫“巨山”的特殊农场供给。毛钟爱茶是中国最好的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进贡送进北京。毛的食物都经过化验检查。做饭时管家站在厨师旁边看着,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毛的厨房离他吃饭的地方相当远,怕油烟味钻进毛的鼻子里。炒菜得现炒现吃,工作人员便提着一道道菜飞快地来回跑。

毛虽然不讲究衣着,但是他爱的是舒服。他喜欢穿旧鞋,因为旧鞋才舒适。当要换穿新鞋时,他让警卫战士先替他穿松了再穿。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不少补有补丁,有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专门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历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皇帝,早就有穿补丁衣服装穷作秀的先例,如汉文帝、明崇祯帝、清咸丰帝、道光帝等,但据史料介绍道光皇帝龙衣上的一个补丁竟花费银子5两。这与毛打补丁要专门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简直如出一辙。世上有这样的“艰苦朴素”么?只有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毛专用的瓷工艺复杂、用料昂贵,原材料选用花重金购买来的濒临绝迹的临川高岭土,有色金属矿物质研制,手工磨成的色料,瓷质细腻,手工绘图,绘于釉下,透过釉层溢于瓷表,因此具有永不褪色的特点,不含铅、镉等有害物质,耐酸碱,使用有益健康。

为烧制这批瓷器,当年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专门组织了40多位顶尖高手,突击研究设计,其中包括现已七十多岁的国家级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高级工程师徐亚风、刘平和彭召贤等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陶瓷艺术家汪桂英、洪国忠、王锡良、戴荣华等人都参与其中,产品在1380摄氏度至141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成,具有耐温差的特点,从180摄氏度到20摄氏度绝不炸裂,因胚体薄且制作工艺复杂,最大出品率不超过20%,因此殊为珍贵。

制作出的半薄胎高白釉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用手指轻轻的敲击,其声清脆悦耳,在光线照射下,器壁成半透明状。它还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导热系数低,把它制成壁厚不足毫米的茶杯,注入开水后,用手紧握杯体也无烫手之感。毛主席亲点“水点桃花”纹样,清新脱俗,是陶瓷大师们呕心沥血的颠峰之作,堪称空前绝后。它代表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并且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堪比皇家专用瓷。

30多年过去了,这批空前绝后的“神秘”瓷器价值连城,日前在上海拍卖行拍卖引起轰动。这次拍卖的共有“7501”瓷9件,是一位曾在景德镇陶研所工作数十年,现旅居海外的收藏家送来的,一只“7501瓷”调羹10万元,一个小瓷碗170万元,一壶十杯的一套酒具200万元!足见毛主席专用瓷的奢侈、珍贵和价值连城。

知道中南海特供给的几分钱一斤的大龙虾么?国家拨款给中国农业方面最高的科研机构搞特供蔬菜,特供牛肉等等无偿供应给特供商店,再让高干的家属们以象征性的价格搬回家中,这是不是集体腐败?

那时中南海专门养个文工团,以革命的名义挑选不满18岁的少女陪舞作乐。北戴河别墅区,青岛八大处别墅区在军阀混战时代,在日本占据时代抑或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平民百姓还可以过过路饱饱眼福,但到了毛泽东时代就成了“非高干不得入内”了。

他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结果饿死近四千多万人,难道不是纵个人私欲,置人民于不顾?把中国看成他自己个人的东西,难道不是最大的腐败,整个国家就是他的,他只需要保障手中的权力就有一切,他要钱干什么?

看看文革期间,他的老婆,女儿,侄子们的显赫位置20几岁就成高干。那是他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资历应得的位置吗?就说那个现在很低调的李纳吧,她在文革中也是风云人物,解放军报的负责人,代替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是什么级别?大家不会没有感觉吧?这不叫以权谋私叫什么?

什么是最大的腐败?不是贪污了多少金钱,打了几场高尔夫球,最大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是用人的腐败,是在生活上和权力上的随心所欲。

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当时中国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二、三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相当多地方的农民,到年底,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要倒欠生产队的钱。请问何青青,在那个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连屋前屋后种点瓜菜都有要挨批斗的年代,广大农民一贫如洗,毛泽东却一举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百万富翁。这难道不是搞特权吗?

专门抽调专门人才组成“132”特供烟生产组,秘密为毛泽东制作雪茄,事实上,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开始抽由特供烟生产组制造的雪茄。这个生产组开始时位于有“晒烟之乡”之称的四川省什邡县,后来秘密调到京城。在这个专门制烟的工厂里,共有13个工人。除了从什邡卷烟厂调来的三个人,还有一个保安、一个厨师、一个开车的司机、两个烧锅炉的工作、一个支部书记,外带四个学徒。当时,“132”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卷烟厂提供,每个月生产十五到二十条烟。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132”也不再生产特供烟,范国荣等三人转为北京卷烟厂的职工。

毛泽东没有特权吗?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把农民的粮食征收一空,人为制造大饥荒,导致全国近四千多万人被活活饿死。在全国饿殍遍野的情况,何青青说什么毛泽东几个月不吃肉了。事实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的。请看毛泽东的食谱!请看毛泽东是如何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

根据《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披露:在大饥荒期间,毛本人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毛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喜欢吃色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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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韩秀:在中国上学插队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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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当代美藉华文作家。父亲是美国外交官,母亲是中国人,1946年生于美国,两岁时被母亲送回中国,在中国经历了考大学“不宜录取”而到山西农村务农、后又转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岁月,直到1978年,才历尽艰辛回到她的祖国。她是美国人,也是半个中国人,而且用华文写作,迄今已出版了30多本著作。下面是她用中文写成的在中国当知青的一段记忆,曾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题为《当过知青的“美帝”女儿》,但在收入向继东选编的《文史茶座》时,题目改为《在中国上学插队的美国人》。几年之前,我曾经在博客转发过此文,并且为共认网所转载。但是,由于我当时太粗心,没有细看,以为《文史茶座》所选的就是《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稿,但现在细看,却发现不仅是改了题目,而且增补了大量内容。所以,在此贴出增补稿——它比《炎黄春秋》那一篇更丰富,也更有历史折射力。

——李新宇

 韩秀:在中国上学插队的美国人


什么事情都有着一些缘由,说到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说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从1982年开始写作,在台湾和美国已经出了将近三十本书,写到作者简介,长长的这一段故事总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不必懂得“上山下乡”这个词儿是个什么意思,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结果就是,这些被湮没了的岁月竟然被深深地藏进了心底。

 

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担任的工作是负责滇缅边境的通畅。边境通畅,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战略物资才能源源不绝地运到中国的大后方。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1945年,日本投降,二次大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所以,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而我的父亲,从此以后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这样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见容于1949年之后的新政权,中美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敌对而紧张的,父亲不但是军人,而且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密切合作。他在新政权眼睛里无疑是“敌人”。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驻节新西兰,他奔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工作岗位。我却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交给一对美国青年,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还有一位便是外婆的远亲 赵清阁女士。当我1978年重回美国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的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外婆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做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在婴儿时期,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讲了一口无锡话,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倚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里,修缮珍本书。那时候,许多人仓皇离去,许多的珍本书流落街头,中国书店用麻袋送来残卷,外婆将它们整理成一套套的线装书。这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现在,正流行德国作家冯克的一部书,叫做《墨水心》,里面有一位书籍装帧师莫提玛,当他把一卷修书工具打开的时候,我就想到外婆那一卷工具,一个缝得结结实实的青布卷囊,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还有许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们被磨得温润无比。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母亲给她压在箱底的呢。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我还记得那一架木头做成的订书机,外婆坐在凳子上,订书机哐当哐当地响着,线绳整齐地穿过修补好了的书页,将它们装订成板板正正的书册。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是我的课本。我四岁开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当然,我外婆没有进人任何一个“单位”,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没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亲戚们在土改当中都被整肃得七零八落,她却早早就离开无锡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饭,成分便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这般,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较平静。

 

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的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来,东西写得稍微多些,有人说,这人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行起事来却是道地的中国人,而且不是现代的中国人,而是古代的中国人。我想,他们之所以一语中的,无非是看到了感觉到了中国古典文化对我的深刻影响。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深深感激外婆当年的睿智。

 

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以外,还有一些际遇,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在前面谈到过一位女士赵清阁先生,因为她在戏剧与小说方面的成就,文化圈里的人们都尊称她为“先生”。她是外婆的远亲,我唤她“清阁姨”。她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清阁姨一生未嫁单身住在上海,老舍先生一家人住在北京。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有时为舒先生和清阁姨转些信件,这一辈人之间的友谊,深深地感动着我。不但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的第一“读者”。舒先生讲故事需要一个最好的听众,一个真情流露的听众。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舒先生喜欢我,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三十年后,我自己成为一个写手,我常常会想到读者,深深了解读者的共鸣是多么的重要。

 

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我的父亲可不是与当权者打得火热的西方左派,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外边,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好像都没有同座位的同学,一个人单独的坐在最后一排。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我比很多同龄人早得多对专制的不民主的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但是,美帝远在天边,够不着,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我对这个情形有了切身的体会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1954年,大约是为了巴拿马运河的事情,“打倒美帝”喊声震天,学校带队到天安门广场,人很多,到处是旗子和标语。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站到了一个圆圈里,这个圈子是用纸做的很难看的美国国旗和被画成漫画的艾森豪威尔头像给堆起来的。口号和歌声之后,有人点起了火,火很热,有点儿烤得慌。那天天很蓝,蓝天上顿时布满了黑烟,然后便是许多的灰,灰很轻,飘落在我的头上、肩膀上、衬衫上。过了不知多久,周围静了下来,人都走了,老师和同学也都走了。我想,他们早就把我忘了。我还站在那儿,一头一脸的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北京市民,骑着一辆唧嘎乱响的自行车儿,在那圈儿外边停住了。他问我:“你知道你家住哪儿吗?”我说:“干面胡同20号。”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嘴干得快要张不开了。他又问我:“你会坐自行车儿吗?”我说:“我没坐过。”他把车支住,把我放在后架子上,告诉我说:“车座子底下有两根棍儿,你抓住了,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他慢慢地骑着车子,车子还是唧唧嘎嘎地乱响着。到了家门口儿,这位中年人看我推开了院门才离开。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地面儿上,有着好些好些好人。可能,我得和他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受累,那都不怕的,我们能够互相拉一把,我们能够一块儿挺过去。好多年,我不怎么常常想到那口号声、那些纸灰,我常常想到那个和颜悦色的声音,你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含着泪水,带着微笑,我想念着那个声音。

 

这件事情也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面美丽的星条旗。回到美国以后,看到有人莫名奇妙地烧自己国家的这面旗帜,会愤怒地站出来,质问人家。人家不懂我何以这么愤怒,我只好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当你失去这面旗帜的保护的时候,你会遭遇什么。

 

这件事情让八岁的我草草结束了我的童年,在一天之内变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随时随地可能变成一个靶子。没有办法摆脱,我必须锻炼自己的忍耐力。

 

这件事情以后,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饮食,她说,你有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后来,我更明白必须认真锻炼自己的体力,准备走这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于是自觉地锻炼身体。无论刮风下雨,5000米,8000米,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场上一圈儿一圈儿地跑着,雷打不动。

 

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1964年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50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北大校长陆平在考试之前亲自来到我们的考场,为考生加油打气。他说,“你们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儿考,全部进入北大!”但是,这50名学生中只有4名进人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当儿,学校找我谈话,是一位党委书记,姓周,她笑眯眯地跟我说:“你写两百个字吧,就写你的父亲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你要永远和他划清界线,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你不是挺能写的吗?作文儿不是常得高分儿吗?”我不言语。她又说:“你写了,北大、清华的大门儿就在那儿开着呢。”我问她:“我要是不写呢?”她说:“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队落户。”我说:“天不早了,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来就走了。数学老师急了,在走道儿里拉住我:“你的父亲也好,美国也好,都远在天边地角,你写了,他们也看不见。你不写,可就永远学不了造船啦!”我看着他,当初填志愿,他告诉我,出身不好大连海运学院是不可能录取的,清华的造船系还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华。现在,我清楚知道,中国将少了一个认真负责的造船工程师。这位数学老师一直非常欣赏我,他盼望着我能升学。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能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表情却是哀伤的。

 

我并没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招去开了两天的会,叫做“务虚”。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体上山下乡,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长。市长是山西人,所以插队地点就选在山西。48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44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就是“白专典型”。当时市里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这些学生甚至是24个女生24个男生,就是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北京市一位副市长甚至苦口婆心地来到我们中间现身说法,他自己出身大地主,可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经过一番磨炼,他现在不是也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了吗?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还派了带队干部和我们一块儿下乡。我和二十几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二十几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学生们的年龄都在十八九岁,我只有十七岁。后来,我们林城那位带队干部与一位会唱歌儿的女知青结了婚,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极为能干的贫农女儿,知青之间论及婚嫁的好像只有两三对,但是过了些年,他们也都全部回城了。记忆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给了贫下中农协会的主任,她后来有没有回城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我在林城那三年,男、女学生分别住在集体宿舍,有点儿小内斗,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鸡毛蒜皮,与我后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住在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这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些木板床,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儿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大陆作家阎连科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来到他的家乡河南嵩县那些知青如何地游手好闲、如何地吃派饭吃到农民叫苦连天、如何地偷鸡摸狗。这些事情,在我们林城都没有发生过。

 

虽然十多人住在一大间宿舍里,但是高喉咙大嗓子地随意聊天也是不常见的。我的“邻居”姓周,我就纳闷,世界真是那么小吗?难不成她是北大附中那位党委书记的亲戚?询问之下,她果真是那书记的嫡亲妹妹,而且她双眼高度近视,几乎半瞎。劳动中,她根本就在摸索,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赶不上进度。很快,她就进入半劳力的行列,与生产队的老弱病残在一块儿了。她也不能帮厨,连喂猪也有困难。我一边帮她的忙,一边小心地探问,这样的病弱,怎么不留城呢?她倒是快人快语,直接地告诉我,是她姐姐让她下乡的,姐姐要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支持“上山下乡”这样一个政治运动,至于妹妹的死活当然就不必考虑了。“我家的成分很高,非常高,我姐姐特别积极,我只是一块垫脚石而已。”她笑眯眯的,好像已经做过很多次垫脚石的样子。大约是我脸上的表情带着惊讶,她笑着开导我:“在火车站,你没有听到广播吗?你妈在广播里大谈送独生女儿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那不是拿你当垫脚石吗?”我这才有些明白。后来,我逐渐发现,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里人推出来的,他们都充当了家里人追求进步的垫脚石。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在我上山下乡这件事情上,“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然而,1964年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对人生的其它的计划,我以为我将终老在这里。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调到县城、调到省城,甚至回北京。我知道,那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想都不必去想。我喜欢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欢他们干活的潇洒与帅气,喜欢他们哼唱的晋南小调与戏曲。我想,我能够和他们在一块儿厮守一辈子。

 

刚下去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期间,有许多的批斗会,批斗之余还有游街,最可怜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小脚妇女,在街上蹒跚前行,小脚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看得出来,许多农民都是很不忍的,但是,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林城的贫协也积极配合,成分高的家庭就受到许多的磨难。但是,这些受到磨难的家庭却是逆来顺受的,随人打骂唾弃,只是低头不语。批斗之后,照样下田劳动,照样干得彪悍,绝不落人后。奇怪,这些成分高的人家的劳力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快手。好在工作组不久之后就回到县城去了,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

 

没有政治运动的林城是美丽的,虽然地里的活儿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带着两手血泡,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血泡,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以后,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于是,我有了闲情有了逸致和村里的女青年们相处。她们真是好看,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她们的温柔与聪慧更是展露无遗。要出嫁了,媒人从男方家里拿来婆婆的鞋样,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双无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简直是艺术品,鞋底纳出花儿来,鞋帮上更是庄重地绣些吉祥的图案。托在手心里,我说:“你那未来的婆婆怎么舍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说道:“不嫌弃就好了。”她们静静地期盼着将来的幸福。她们不怕辛苦与操劳,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外婆的脚是半大脚,也就是缠过一下又放开的。这样的脚买不到现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请鞋店做的,前门外的好鞋店总是单鞋棉鞋预备得齐全。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传统被打翻在地,老顾客们的鞋样子都被一把火烧光。打那往后,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很厚的。也就不到一年吧,他们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大队梁书记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白天照样干活晚上加班念新闻,不少知青觉得我傻得可以。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在两天之内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地“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的教她们;她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地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孩子们都在一个课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了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也都一手包办。学校只在农活不忙的日子开课,农忙时节,老师和孩子们都直奔大田;老师如果干活儿不像样子是无法得到学生的尊敬的。讲老实话,在晋南农村,真正受到人们敬重的都是农村的好把式,游手好闲之徒无论怎样根正苗红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种经过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实了许多。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报纸供应,我连夜将纸张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划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划地在白报纸做成的册子里划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托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那时候,我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

 

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外婆的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北京市长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更被视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最早听到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查水力的一位工程师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当时人人自危,县长和工程师都面临被揪出来的命运。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大家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生天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它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后来,我在新疆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我的双手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跟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再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呆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我踏上了西行的列车,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的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的险恶。我甚至无从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我在暗夜中,曾经那样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长时间湮没了的日子。

 

写于2009411  美国华府近郊维也纳小镇的春雨中

载向继东编《文史茶座》,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出版。


 

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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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慰年新浪个人认证 今天 01:37

作者: 裴毅然 ● 法国汉学家潘明啸研究文革时代知青上山下乡的着作《失落的一代》,首次披露了这场运动的决策真相,并揭示许多不为人知的资料。 知青运动远去,知青研究渐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着。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失》著...

作者: 裴毅然 ●法国汉学家潘明啸研究文革时代知青上山下乡的着作《失落的一代》,首次披露了这场运动的决策真相,并揭示许多不为人知的资料。

知青运动远去,知青研究渐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着。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失》著所引参考文献,外文也比中文热闹。


知青运动距今已四十周年,按说应该出现“知青学”专家与集大成专著。然而,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栓系文革,而且钩挂红色意识形态,牵扯着赤左学说的价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马列之旗还是中国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这场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展开,就必须“宜粗不宜细”与“淡化处理”。这场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运动,居然从未跻身国家课题,白白“让”与人家老外。《失落的一代》可谓生逢其辰,觑着其时。

 

周恩来早已策划三千万知青下乡

大陆“知青学”也出现一些台阶性成果,但均属初级阶段的资料性归扫,由于民间行为,所录资料大多局限于下层个体亲历,即便涉及宏观整体,亦受“必须克制”的局限,尤其面对出版严审雄关,作者本人就“自觉”过滤掉不少资料。失去资料等于失去准确判断的前提,谁都明白此间“利害关系”。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在于它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归纳梳耙,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笔者也是知青(乡龄八年),一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一些资料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若非读到此著,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资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我从《失》书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一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一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一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子,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


为维持“安定团结”,政府必须在上山下乡问题上言行二元化。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决不能承认政策错误,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

《失》书提供了一系列资料:八十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一九八〇年仍有十五点五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四十三万。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一百多万,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为安置知青,国家投资每人五百,农村插队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农场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内蒙昭盟送知青下乡人均每年一千元,相当中级干部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队工厂一千三百元,进乡镇企业仅需五百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开工厂还昂贵的事儿。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引发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据港府统计,仅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真是何苦来哉?!


《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泽东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 (此段有删节修改——编者)

 

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后只有四十三万九千知青进入大学,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百万。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点。从五四走来的中共,竟托起毛泽东这位红色大帝,实在是全体中国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体耻辱。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的集体理性哪去了?文化的过滤功能哪去了?怎么会让封建专制如此整体还魂?难道一句“历史造成的”,能够避开文化追责吗?为甚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甚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


至今还有老知青愚呼青春无悔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作家张承志甚至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稍感遗憾,《失落的一代》未对这一“老知青现象”展开深入论析。


不过,有始必有终。知青下乡乃是标准的饮鸠止渴,上山下乡是赤左学说在红卫兵一代身上崩溃的起点。上山下乡使他们走近现实,也就同时使他们认清什么是反现实。知青成为结束文革的主力军。一九七八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请愿成为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迫使政府“认清”不发展经济必然带来的政治后果,从而推动“工作重心的转移”。

 

千万知青如今“人还在,心未死”,成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坚定的群体。各地知青不断出新闻,如香港知青协会于二〇〇八年成立,协会任务之一即“传承中国知青记忆,独立表达自己的历史”,六月六日该会在北角举办“知青史研讨会”,潘鸣啸、欧阳因(译者)、寒山碧先生到会。老知青、儿童文学家周蜜蜜“爆料”:当年粤北农场一些知青晚上关灯集体性爱,她的工作就是陪怀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产;一对知青因恋爱被抓,军代表召开批斗大会,逼他们“表演”性爱经过,这对苦命鸳鸯连夜逃上山,告别生命,以死抗争。在内地,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在延续。“知青学”必将持续走热。对国内老知青来说,总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处理”。再不抓紧抢救第一手资料,再不深化认识这场“带着体温”的运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一个隔着千山万水的法国人(尽管是中国女婿),比我们还“热爱”知青,还了解知青运动,走在我们前面,终究让我们有点撑不住。毕竟,知青学是我们的“门前雪”呵!


 

[转载]列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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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关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过去我们得到的教育是:是〝伟大的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劈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同时,我们也反覆多次被组织看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这样的红色经典。


历史终究会回归到它本来的面目。现在,在俄罗斯学生课本中介绍的1917年俄国历史真相是:


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这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成立了由立宪民主党组成的临时政府。


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金钱支持下,购买枪技,组织武装,并返回俄国,在十月发动了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掌握了政权后,列宁马上回过头来镇压了支持自己夺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从而使苏共,或者说,列宁独掌权力。


同时,列宁还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让给德方。按照《和约》的内容,这些土地是永久割让的。只是后来一战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全线崩溃,俄国才意外地重新赢回了这些土地。——关于这段历史,不妨参见2007年德国《明镜周刊》的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此外,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十月革命〞进攻冬宫的浩大场面,都是后来的艺术加工;实际情况是:

一支不到两千人的布尔甚维克武装人员,占领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份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芙乐尔巡洋舰当时并没有实弹炮击,而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由于主张民主自由的临时政府军备羸弱,所以没有进行任何抵抗。


列宁十月政变夺权后,为确保政权的稳定,他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批知识份子驱逐出境,还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客琅施塔得水兵。到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葯〞和〝自杀〞的行为。


1922年,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想读有种有料有趣的文章加微信:18348195425)同年8月,苏共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二百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而对于曾经相对仁慈对待自己的沙皇,列宁则将其全家残忍地杀害。


关于迫害知识份子这段历史,2003年俄罗斯在一个展览中,专门展出了当年列宁的指示、亲笔信函、会议记录和决议,等。——在这些资料公布之前,人们在公开的出版刊物里,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篇记叙此类事件的文章。


为了打击异己,列宁和斯大林还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模式,并在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在劳改营中从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


对此,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而正是由于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了道路。


普京: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


最近,大陆有网页摘要介绍了由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该书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这是2006年,普京总统提出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二)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


首先,列宁是依靠德国供给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政变,建立苏维埃政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充当了德国对俄国战争的秘密代理人。(俄罗斯教授潘佐夫认为不能因此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

大约也因此,列宁干脆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二十世纪俄国史》强烈谴责泯灭人性的〝红色恐怖〞大屠杀。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称,〝契卡〞(秘密警察)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


当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因苏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档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是实际的三分之一。


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


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


《二十世纪俄国史》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马克思在《**宣言》中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想读有种有料有趣的文章加微信:18348195425)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



1917年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老大哥〞和学习的〝榜样〞、〝让人民获得了解放并过上幸福生活〞等等的弥天大谎,现在终究穿帮了!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三次,也就成了真理〞!——但谎言始终都是谎言,不论你重复多少次,也都成不了真理,而只能表现出说谎者的〝卑污〞!



 

[转载]这个时代没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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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这个时代没有真相作者:

作者:刘晋锋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网

原题:一个历史学家经历的历史


沈志华再没有打算为儿子的前途做一点管理。他的独子,已经30岁了,卖“兵器”——在网上玩游戏挣来的武器装备——为生。虚拟世界里的武装与虚荣,基本上能为他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生计问题。他精于数字江湖的搏杀,那里面同样有政治和人性的博弈,利益的纠葛与制衡,但他从不与父亲交流有关战争的问题。


关于战争,沈志华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儿子交流的知识,他已经对冷战时期的国家关系做了14年的研究:中国和苏联之间,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中国和朝鲜之间……他飙出“朝鲜战争是毛泽东最大的败笔”这种言论,被一些人骂为“中国汉奸教授”。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孩子,对人很仗义!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是我拖累了他。”沈志华突然有些慨叹,他进监狱,离婚,发大财……等等事情无一不在扭转儿子的人生轨迹。



磨难本身之于人,绝不可能是愉快的。即便多年之后回头,称赞它让人生厚重,但大部分时候,你不得不用“倒霉”和“莫名其妙”来解释它。沈志华的倒霉经历或可看作那个时期若干案例中有特色的一笔。


沈志华的父亲在1937年投身延安参加革命的时候,高中还未毕业,他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好好学习,但沈志华,以及沈志华的儿子都没有超过他的这个学历。


沈志华可算作是高干子弟,父亲在革命成功之后,官至公安部劳改局副局长,母亲也曾是公安部的处长,后来在反“右倾”的时候被调到中央工艺美院当系总支部书记。父亲因为书法与文章均好,被看作是公安部的文笔师爷。沈志华则因年年满分,小学、中学都考上北京最好的学校,上学期间不离不弃的评语是“骄傲自满”和“不守纪律”,颇有一点“命运的宠儿”的意思。还有一条不能忽略的优势,“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可帅了,好多姑娘说我是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18岁是人生的转折点,果然如此。“幸运”从那一年开始弃他于不顾,尽管他从不气馁,凭着所谓“顽强拼搏”的劲头,接二连三的挫折还是跌得他鼻青脸肿,人生经历忽明忽暗如同一场追求强烈戏剧性效果的演出。


起先还是很自豪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的旗帜挂两边”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最高的人生梦想,尽管在报名的时候,母亲因为她弟弟的政治问题被关了起来,沈志华还是考上了海军航空兵。刚入伍两个月,哥哥打电话给他:“父亲被抓起来了,既不告诉家属是什么罪名,也不准探望。”


从此,沈志华只有低着头拼命学技术,不久便被任命为机械员,负责轰炸机的维护保养工作。他维护的飞机安全性强,经常受到部队首长的光顾。有一次,师长走下飞机之后满意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这么一来,他当上了代理机械师。三年之后,领导找他单独谈话,一是准备发展他入党,二是准备提拔他当干部。美好前途就在不远处招手,突然有一天,中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指导员对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没有前途了……”


那几天他天天喝酒,喝醉了一个人到机场去扑在飞机上痛哭,他不能理解的是,那么多人留在部队不过是为了脱离农村艰苦的环境,而自己这么追求进步,刻苦学习技术,怎么就没有前途了?但他不敢追问。离开部队的时候,他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记下的两本技术笔记送给了他的继任者。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遭受这么重大的打击,其实现在想想,不过就是让你复员而已。”现在的沈志华说。


几年之后,原先部队的领导出差到北京才告诉他,让他复员是因为他的档案里存进了一份致命的文件,说他是“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文革”中的“联动分子”,都是高中级干部子女。沈志华哥哥的同学被抓进监狱之后,为求立功,便向上级举报了他。沈志华听此一言,怒不可遏地冲到那个人的家里:“你认识我吗?”那人对他端详半天:“不认识。”“不认识我你说我杀人?你这家伙,害死我了!”


从部队复员回京之后,沈志华通过武装部分配工作,成了石景山发电锅炉车间的检修钳工,情绪十分低沉。父亲见此,便关照儿子:“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但将来会走上正轨。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


1973年,沈志华报考清华大学,在京津唐电力系统各门功课都考了第一名,却在厂里挨批:“你考得这么好,就是‘白专’道路。”“听说你还学英语?崇洋媚外!”结果,沈志华没能跨进大学校门,厂里送了一位四门功课总共考了15分(是百分制的考卷)的人去上大学。


沈志华气得一把火把数理化课本和做过的习题选烧了,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相信,千百万个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今天,让一个四门功课总共才考15分的人上大学?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这个社会将来怎么发展啊?”他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在这之前,他对政治生活并没有多少感兴趣。父亲自从“三反五反”被误抓进监狱之后,变成了一个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的谨慎的人。从小,父亲就向他们灌输这样的观点——“真正救国靠的是科技,踏踏实实作出一份成绩对国家就是一份贡献。如果是搞政治,你以为你做的事是对的,很有可能历史证明你走的是错误的路线。”所以多年之后,沈志华的两个哥哥都是搞物理研究的科学家。


带着“国家早晚需要科学技术”的心态,有两年多的时间,沈志华每天坚持学习4个小时——这是在结束白天八个小时的工作以及一个多小时的政治学习之后,“我的工作是修理磨煤机,非常累,非常脏。煤粉是88微米一个颗粒,88微米什么概念?比白面还要细,所以每天你不管穿几层衣裳,它都能渗到皮肤里去,就跟水一样。每天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一口一口吐黑痰。都到这份上了……”


所以,不能上大学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也使他更加想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1978年,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公开招考,沈志华同时考上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日报》把他当作自学成才的典型,在头版进行了报道。父亲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做点儿学问吧。”


过了几个月,他又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但不发录取通知书给他,原来是因为他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论及其他》被到处转载,文章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中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左倾。


当时的副院长邓力群在会上说: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沈志华急了,直接上门去找他,邓力群说:“我倒要问你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搞了四十多年,不是搞的社会主义,那我们搞的是什么呢?按照你这个结论,那中国要不是社会主义,朝鲜、越南、古巴就全都不是啦?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有多恶劣啊,你知道吗?”


聊着聊着,聊到了沈志华的家庭背景,邓力群脸色一下子缓和下来:“自家的娃嘛。”第二天,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到了沈志华手里。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都是关于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看中了他,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秘书班子里去。沈志华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是父亲和导师都一致反对他从政。


1982年初,沈志华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拨儿警察突然涌进家门,把他给铐走了。等到审讯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啥罪,罪名耸人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原来,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斗争,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沈志华交往过几次的一个在中国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就抓了7、8个跟他有交往的中国人。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被限令48小时离境,沈志华他们照说也该被放出来了。不想,美国当局抓住此事不放,攻击中国政府恶意破坏中美关系,中国自然不会让步。


因为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志华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宣判后,法官对沈志华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出狱之后,因为蹲过监狱而连图书馆都不能进去,只能找朋友帮忙去核实引用材料。他找到一家出版社,即将要出版书稿的时候,责任编辑带着稿子回家去编,她的家人无意中看到了,问:“这是公安部大院里的沈志华吗?他坐过牢的,你还是别惹麻烦了。”


这本书直到1994年才出版。出狱之后,沈志华受邀到一家报社工作,没多久又因蹲过监狱这一“不光彩”的历史而失业,被介绍投奔禹作敏,协助他开发生态农场,又因禹作敏出事而以失败告终。他还在大街上卖过水果,又拉不下面子,听说深圳刚开放,去那儿的什么人都有,就直奔深圳赚钱去了。


从南方回来,沈志华发现儿子成绩差,也不愿意读书,便遂了他的心愿,送他去五台山写武侠小说。沈渊待了8个月,天天在那儿采访老和尚,写出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回北京被出版社看中并出版了,一时间小有名气,更得了全家人的宠溺,他再也不想上学了。



从1994年起,沈志华开始了他“有钱又有病”的生活,至今不休。


“我的一个朋友章百家说,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要不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要不就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喝糠吃菜他愿意。他说,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


沈志华在深圳赚了钱之后回北京,受朋友邀请投资出版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没想到“赚了大钱了”。这骤然的致富遭小人嫉妒,告他贪污2000万,尽管后来被证明是诬陷,但原本在部队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儿子沈渊便因此不能再留在部队了。


接着,沈志华碰上了他后半辈子人生的机会——俄罗斯解密了前苏联的档案。回忆史料的可信度远远比不上档案,为什么中苏关系破裂?为什么苏联解体?若无档案做依据,如何能还原历史真相?


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说:“中国急需苏联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但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沈志华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一切费用由我出。”


在莫斯科,事情远非意料中那么顺利。俄罗斯开放档案最繁荣的时间是1992年到1993年,等沈志华去时已经开始收紧,价格比过去贵了许多,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照这样的进度,每天只能工作3个小时,开销可承受不起。


沈志华从商的时候,从来都羞于“灵活变动”,还被禹作敏说成是目中无人的年轻人。但为了做学问,他又显出商人似的精明。大家在莫斯科发愁的时候,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于是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再到农户家地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己动手,准备了一桌盛宴。


他自己则到处公关,到处拜访,盯准有利用价值的人便生拉活扯地拽来赴宴,不仅打开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茅台,席间还掏出美金,塞给每个人800元的劳务费,这顿饭吃得皆大欢喜。俄国学者积极建议:“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俄国人办,我们出面复印,便宜多了。”


此行总共花费了沈志华140多万元。沈志华大为庆幸的是,就在这之后没多久,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重新下令封存所有档案。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水到渠成的“坐冷板凳”,出书,成名,被大学聘任为博导,继续出书,开研讨会,做课题。与其他学者不太一样的是,他为做学术掏出了若干私人财产。比如他从1994年就开始资助青年学者出版专著,花了2、300万,迄今已经出了80多本书。他还在自己的别墅里腾出两个房间,存放他们夫妇从俄罗斯、美国等地花了许多钱查来的2万多件档案,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学者或者学生使用,给他们提供食住,还购来复印机,方便他们复印。后来因为来查档案的人太多,他干脆把档案复印了两份,一份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份放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他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制作成光盘提供给香港大学,要求只有一个:必须供人自由查阅。


沈志华的人生再不需要其它的乐趣,他说以前上厕所时还看看闲书,现在看的都是回忆录,与同样做冷战研究的妻子之间的对话,也有70%是在聊他们研究的内容。


访谈:我们的时代真相太少


问:中国传统里,文人历来有当谏臣的心理,希望参与制度改革,实现人生的抱负。您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沈志华: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在传承文化,什么叫文化?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历史的积淀,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有将近半个多世纪,中国学术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有一次听人说,翦伯赞解放前写的版本比解放后修改的那个要好,这就很说明问题。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一个腔调,一个立场,一个观点,很少有能提出什么疑义或见解的地方。那么,你要从根本上推翻它,不是说你改变了政治观点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从根儿上做起,弄明白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问:研究大历史的黄仁宇批评中国学者,越研究越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沈志华:国外的学者,跟中国的处境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刻,还不具备那个条件,为什么呢?现在首先是要颠覆过去的历史,很多基本史实都还没搞清楚,你搞什么大历史啊?


问:按照你的本性,你自觉是适合搞思辨型的历史研究,还是探寻基础史实?


沈志华:照我四十岁之前,我就是想搞那种思辨型的大历史。但是现在我觉得搞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靠环境,靠积累的,如果原来就顺着那个路走下去,就会是研究大历史那么一种思路。但是现在我已经走到基础史实这条路上了,我的功底就是要把1940—1960年代这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搞清楚。我现在做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别人没有搞清楚的事情。


问:我注意到你的经历里有好几次进入权力机构的机会,你为什么放弃?


沈志华:我年轻的时候很积极,尤其是我从1973年转向文科学习以后,就一直有一股劲,老想为国为民,精忠报国,投身那种火热的政治斗争当中去,但后来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挫折,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喜欢官场,并非因为人生中遭受了太多打击。被打击有两种,一种是你自己失败,你做错事情了,所以遭到打击,你吸取教训就完了,还有一种我认为根本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另外,现在95%的老师都浮在表面,真正对学术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经历投入到里面有多少人?我愿意做最基础的工作,了解历史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把自己搞清楚的事实转化成一种大众能接受的东西。


问:研究历史不是为了以史为鉴吗?


沈志华:这是历史的功能,历史学的功能,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因为以史为鉴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史,这“史”究竟是什么,你要是弄错了,那历史你以什么为鉴,你不越弄越糊涂吗?所以这是一部分,这部分的责任主要由历史学家去承担。鉴,什么叫鉴?资治通鉴,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怎么搞政治,怎么去治理国家。这靠政治家自己,我把历史经验教训都摆在这儿,至于它怎么指导你,我不能替你想,是你自己去想。假如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你搞什么社会问题,你搞什么政治?所以你本身就应该具备这个素质,你应该到真实的历史中去寻找你所需要的那种资源,丰富你的头脑,来开创你的自己的政绩。


问:你通过研究这段历史,个人怎么评价毛泽东?


沈志华:我觉得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就他的才智,真是几百年中国才出那么一个,不得了。但是他生不逢时,能够施展他才华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时间倒退五十年,恐怕他要比蒋介石干得漂亮的多。那个时候军阀混战,要推翻清朝,推翻封建社会,重新进入一个新社会,革命是很吃得开的,毛泽东赶了个尾巴,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赶上个尾巴。但是你成功以后,你还要用革命那套方法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就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相背离了。时代不同了,你越聪明你犯的错误就越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错误到了极端。所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应该站在历史环境当中来看,不能说谁好谁坏。


问:您现在最想解开的历史谜团是什么?


沈志华:我现在最想解决的事,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公约组织,同样是两个同盟,但西方阵营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内部从来发生过战争,而且冷战都结束了,到现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英同盟依然这么稳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一致,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从同盟结成的第一天起,苏联和南斯拉夫就分裂,跟着是苏联打匈牙利,然后中苏之间又打仗。曾经多好的兄弟关系,好到不分你我,到最后还是刀兵相见。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不稳定性的根源哪儿?


问:我觉得从哲学上面来解释,能够解释清楚吧。


沈志华:当然最后可能会归结到哲学,但是你不能先用哲学的一个定理来说,就是这么回事。你要分析、探讨,拿出一个定理来,它能解释每一个现象,这才能成为定理,只要有一个现象解释不了,那就不能成为定理,科学上是这样的。


问:你初步的推断是什么?


沈志华:我现在初步的一个判断是它的结构问题,就是形成这种关系的结构,和它内部运行的规则有冲突、有矛盾。我还没有想得非常透彻,这就是我现在最关心的,也是我下一步想要组织一个课题组进行讨论的问题。现在的同盟理论都是解释西方现代国家的关系,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同盟的理论还没有。


问:您觉得现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作用是什么?


沈志华:总的来讲,一个国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是靠知识分子,这个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同样的。现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功能或者贡献就是探索真相,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赋予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真相太少了。


问:不见得与当代的政策发生关系?


沈志华:最好还是脱离。


问:现在大部分人关心的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你研究中苏,不会觉得冷门吗?


沈志华:任何一个关系都不可能是单边关系,都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在冷战的背景下。


问:你认为现在世界格局还是在冷战思维的延续之下吗?


沈志华:看你在什么意义上运用这个概念,每个人脑子里的冷战概念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冷战指的是两个国家之间以意识形态为动力那种对抗。我是这么理解——其实冷战时代还是结束了,它有些因素延伸到现在,冷战时代人们的一些思维习惯延续到现在。


问:你现在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沈志华:差不多三、四钟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八点。所以一般人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8个小时,干完了别人一天要干的活。为什么?就觉得责任重大,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去写,要去研究。我现在设计了很多课题,我想带着这些学生,年轻学者一起做。这些东西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


问:你说责任重大,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还是觉得现在没有人愿意坐冷板凳?


沈志华:首先是我自己有兴趣,如果自己没兴趣那就太苦了,什么叫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幸福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就是把你的工作和你的兴趣能够比较圆满地融合在一块。我天天坐这儿写东西,腰酸背疼的,肌肉都劳损了,不但不觉得苦,反而很有满足感。我现在创作激情极其旺盛,一会儿就写一篇论文出来了。现在半成品,未完成品很多,都在那儿堆着。只要我有时间,抓一个我就写一篇。


问:为什么不专注做一个或几个呢?


沈志华:历史学有个特点,它不像哲学或者经济学,有时候一个扣解开,整个就可以写了,不行。你想通了一些事情,只是在很多无穷的史实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你要想把一个问题搞清楚,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这些材料你都得看,你不看你就找不到中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所以是非常需要下工夫的,有想法你要赶紧记录下来,然后做充分的准备才能完成。越下工夫,越让我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其实搞历史研究,有点像……


问:破案?


沈志华:像公安局破案一样。有些事你就感觉从逻辑上认为原来那结论不对,所以展开调查……我很多研究都是从感觉出发的,比如说朝鲜战争,我们从小就受的教育是,因为美国侵略所以朝鲜展开反击。可是我就觉得这一个很没有逻辑的情况,如果人家进攻你,怎么三天就把人家打败了。按说你是被进攻的一方,你应该是首先败退才对,这肯定有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你要自己真的下去看当时的那些材料,这些看书上是没有的。


问:你破案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很多事情长远看来都是有逻辑性的,但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看过去是有很多偶发性?


沈志华:这就涉及到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真正搞历史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差不多每一个环节都是偶然的,但它有一个必然的大趋势。


问:但是看你把哪几个细节串联在一起,又是不同的解读了。


沈志华:这个取决于两点,一是自己在当中的体会,一是你掌握尽量多的材料。然后你才能决定取舍,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哪些是次要的、没用的。


问:如果材料不全,很容易被引入歧途?


沈志华:真的是很容易引入歧途。我给你举我深有体会的一个例子,我原来研究中国出兵朝鲜战争的问题,我在1997年、1998年、1999年写了很多文章,后来我在国际上出名也是因为发表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弄得很清楚,但有些史料没有披露出来。起先我看到的是,毛泽东很早就想出兵朝鲜,但金日成不同意,我分析他是担心中国派驻几十万大军来不走了怎么办?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他请苏联来,苏联不愿意帮它,或者不愿意自己出面,所以让中国出兵,这么一个过程。


问:这在逻辑上很合乎情理。


沈志华:直到最近我看了俄罗斯新披露的档案,才知道7月份美国轰炸得很厉害的时候,金日成已经很动摇了,希望毛泽东派兵来,但斯大林不同意,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你就得找材料,找证据了。斯大林没有说不允许,但是他不答复金日成,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呢?他要给自己保留一个回旋的余地。他很担心,中国替换了苏联控制朝鲜。所以,历史研究有这么一个档案公开早晚的问题。


问: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沈志华:历史研究为什么要有很多人不断地做,其实人的一生,你说你真正能做的也就那么二、三十年,我觉得我现在处在最黄金的时候,因为你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特别是是历史学是靠积累,积累的材料越多、知识越多,你对事物的判断就越接近于真实。但是你太老了,精力又不行了,你只能做自己的一小块领域,能研究多少东西?


问:您的研究范畴是?


沈志华:我基本上做的是40年代到60年代这段历史,就这样我还觉得做不过来。为什么?因为当代历史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基本上材料都是现成的了,反正越往古的就越不会出太多的新东西,除非地下又挖出点竹简了什么的。但是当代的不一样,当代的很多材料都不解密,只能是大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去突破,把这段历史大白于天下。我做这个工作十来年,应该是取得成果了,现在谁还敢说,朝鲜战争是美国先打过来的。现在除了朝鲜人这么说,没人再这么说了,因为这个事实都摆这儿了,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专制是时代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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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鸣涛 

(一)专制必然导致贫困


虽然民主不足以保证发达(尤其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其实并不民主或者甚至是假民主,比如俄罗斯)(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但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富裕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民主国家;而专制一定导致贫困。


或 许有人举例说,中国就是反例。那么请看联合国发布的《2014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国极度贫困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2.8%,而尼日利亚 为8.9%,孟加拉5.3%,刚果4.6%,中国的极度贫困人口比例远远高于非洲国家,也高于亚洲最贫困国家孟加拉。这不叫贫困,什么叫贫困?再看看每年 因贫困缺乏医疗的死亡人数,因不堪贫困的自杀人数,因贫困犯罪的人数,专制国家一定远远领先世界各国。这不叫贫困,什么叫贫困?


我们不能以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来判断一个国家的贫富,也不能以对外撒币的欢实程度来判断,不能以权贵集团的特供水平来判断,也不能以国宴的豪华程度来判断,不能以贪官家里藏钱的多少来看,也不能以转移到国外的资产来判断。


(二)专制为什么导致贫困


一、专制必然高税收。

专 制意味着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权贵集团必然对百姓敲骨吸髓、榨干每一滴民脂民膏。税收必然不断增高。虽然有的专制国家税收可能不比北欧国家高,但人家是 高福利,而专制国家几乎没有什么福利。考虑这个因素的话,专制国家的税收水平绝对在国际上数一数二。高税收,当然意味着企业经营困难,员工就业和收入受 限,这是贫困的很重要原因。


二、专制必然高成本。

1.国家机关采购价格至少要比市场价格至少高出20%(有新闻说:国家机关采购6999元硬盘,比市场价贵出十倍);

2.国企在垄断政策、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并得到高额补贴的情况下,利润率明显低下。考虑到专制国家里国企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那么完全可以说专制国家经济运行笨拙僵化迟钝。

以上市公司2014年半年报数据为例,716家普通国企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4.87%,而1562家民企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为6.15%。普通国企的销售利润率为9.04%,而民企的销售利润率高达14.30%。

3.专制国家,企业每年都要拿出大量的资金贿赂官员、疏通关系、寻找靠山。

4.专制国家罚款很高,官家只要愿意或者说你只要让官家不高兴,他随时能够通过高罚款搞垮一个企业。

5.低效率也是高成本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专制权力以审批的形式对企业布下天罗地网重重羁绊,拖企业的后腿,制约企业的效率。


三、专制国家企业的不可知风险很高。

比如,老板被抓,企业被强夺(很多时候抓老板的原因就是有人看中了他的资产);在比如,老板因为在政治上站错队而被抓,老板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抓。另外,安全监控的渎职,许多企业都处在随时发生火灾爆炸等意外的环境中,或者企业本身就是不定时炸弹。


四、专制国家经济自由化程度很低。自由是经济活力的唯一来源,不自由必然导致经济的落后僵化。

1.许多领域是国企的禁脔,普通企业难以进入,因此绝大多数的民企只能在经济红海里厮杀,输赢都非常惨痛;

2.专制国家有个发改委,与其说他是发展改革委到不如说他是审批捞钱委。其权力无量无边,审批无穷无尽,只有花大价钱行贿的企业和官二代做门神的企业或者本身就是红二代红三代的企业才能取得准入执照;

3.专制国家市场的信号指示作用失灵,盲目投资、重复投资严重。


五、专制国家的无效支出最大。

1.国家为主体的过剩投资严重;

2.国家鼓励、推动、规划下的重复投资严重;

3.专制国家维稳开支最大,甚至超过军费。

4.专制国家因其专制而和国际社会格格不入,所以总是将自己置于四面楚歌之中(不是别国敌视你,而是你自我放逐、自我鼓励、自卑而又过于自尊),因而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

5.专制国家的独裁者为了压制国内的反对力量,喜欢夸大外部压力,煽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热衷秀肌肉,因而会大幅提高军费。

以上这些都构成无效投资,不但不会推动经济的进步,还会像癌细胞一样吞噬正常的经济发展资金,扼杀正常的经济。苏联的先例将是专制国家的通例。


六、专制国家大量援外,影响国内经济发展。

因为无法以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与民主国家交往,所以专制国家特别热衷于花钱交“朋友”买面子,对外大撒币,不计成本地援外和“投资”(名义是投资,实际还是送钱),挤占了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七、专制国家,资金周转率很低。

专制国家人们的信用水平很低(不是人性的问题,也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制度使然、当权者奸诈得利的示范效应所致),所以信贷消费不振,融资投资困难,资金的周转率很低,直接反映了资金的盈利水平。这也是专制导致贫困的原因之一。


八、专制国家储蓄率过高,不利于经济。

专制国家福利水平低下,因此居民所得中大部分都要用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所以本已很低的收入大量被储蓄起来(专制国家的储蓄率总是非常高),不敢花钱,内需衰退,不利于经济发展。


九、专制毁掉了科技。科技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落后,经济必然落后。

1.专制臣民没有创造力;

2. 专制具有抢夺、偷盗的原始基因。所以专制国家必然不尊重知识产权,虽然在初期能不义地攫取一定的利益,但很快地就表现出得不偿失来。不尊重知识产权的结果 就是没有领先科技,只会山寨。日前,汤森路透发布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日本40家,美国35家,法国10家,德国4家,瑞士3家,韩国3 家,瑞士、加拿大、比利时、台湾、荷兰各1家,中国0家。


十、专制毁掉了国民,也就从根本上毁掉了经济。

有 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经济,没有可能指望长期专制压迫下的奴隶创造辉煌的成就。关于专制和民主国家人们的状态,随便比较一下公共场所中人们的神态,就一 目了然。一个是满脸苦逼的旧社会,一个是无尽的青春活力;再比较一下两种制度国家领导的精神面貌也能一目了然。一个是紧张、面瘫、如丧考妣,一个是放松自 信、谈笑风生(我说的是奥巴马不是图样图森破)。


专制是怎样毁掉国民的?大体上有三点:从出生到死亡的全程服从、集体主义、从众教育,让人们终生忙于生计、无暇思考的阴险设计,胡萝卜(拍马屁给饭吃)加大棒(不听话就收拾你)的不平等待遇。


……


总之,专制毁掉国民的创新能力,毁掉市场的引导能力,毁掉企业的发展能力,使经济陷于僵化落后、百姓困于水深火热。


(三)专制国家脱贫为什么必须从改变制度开始?


一、专制不改,没有官员真正关心百姓的苦难。

二、专制不改,脱贫项目总是变成各级官员的捞钱项目。

三、专制不改,国家和官员不会拿开放在百姓身上的搜刮敲诈黑手。

四、专制不改,经济不会好转,因此百姓无法获得可持续的稳定脱贫。

五、专制不改,百姓的社会福利不会得到提高。


转载请注明

作者:李鸣涛(微信:Xsierzai),公众号:九思而在


 

[转载]1980年4000高干大讨论盖棺论定毛泽东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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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道晖 


198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历史决议稿要组织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要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稿112页,约5万字。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人数是4000人,故称为“四千人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要多。“四千人大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讨论的焦点在于对毛泽东的盖棺论定,评价毛泽东建国后的作为,分歧很大。中国“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晖参加了国家机关第一组的讨论,在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上撰文会议了老干部讨论的经过,尤其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分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写出“草案”后,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256人,国家机关有446人,军队有373人,共分成35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30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争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一组第一号简报,简写为“国1—1”,下同)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13—13)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2.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3.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4.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6.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7.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8.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9.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中直5—30)


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


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写个材料。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1.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2.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3.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导致迷信,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4.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5.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


6.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10—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任”,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余论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时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愈,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转载]中国人抛弃普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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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中国人抛弃普世文明?作者:

作者:大江东


中国的问题很多,但深层次的问题则发生在社会的精英层,可以用下面两句话来概括:富人没有远见;知识分子缺乏良知。


富人没有远见

 

中国的改革开放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二十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富豪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2003年,中国共计有3000个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近两年国有企业转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亿万富翁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2005年,中国有多达5万人积累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财富,其中超过1亿美元的有200人。多少年可以成就一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豪的人数从3千到5万?在仍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中国确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但富了起来,还有不少人成为令世人瞩目的超级富豪!中国富人的成长速度远远人们的想像,在这里想问两个问题:

这些人当中有几位是靠勤劳智慧富起来的?

这些超级富豪们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了吗?

这两个问题不用我来回答,相信中国人心中都有答案。

中国的超级富豪们把财富拿来作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列出下面几组数据:

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


2003年上海汽车博览会期间,一辆价值1188万元的“雅致728 宾利”——在欧美也无人轻易问津的宾利旗舰版——被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买家悄然下了定金。2002年宾利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在中国售出85辆宾利轿车,其中19辆单价超过100万美元。宾利在中国创造了三项纪录:总销售量亚太地区第一、销售增幅全球第一、宾利728的销售量全球第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方一家商场摆出一件标价160万元的衣服,上架没几天就被一个富豪买走了,随后又有不少富豪接踵而来……

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

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

…………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

据官方统计:中国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在9000万至15000万人之间。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的总数大约有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


我经常在想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干吗不把挥霍掉的巨款拿去救济失学儿童或下岗工人呢?他们宁愿“千金买笑”也不肯急人所难,这种禀性究竟是聪明还是傻?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深圳边流浪边打工,有一天和几个先发起来的朋友在上海宾馆附近闲逛,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小姑娘在乞讨,不住给过往行人打躬作辑,可很少有人肯施舍一文钱。我实在看不过去,就跑过去在她的破碗里丢下十元零钞。(想读有种有料有趣的文章,加微信:18300719845) 朋友们马上提醒我,说这些人都是“骗子”,不值得同情,我刚才的行为不是行善;而是“自已屁股流鲜血还急着给他人疗痔疮”,说白了是“傻冒”。


我当时听了这话很呐闷,心想就算这些人是“骗子”,一掷千金的富人们路过时丢下一元钱也损失不了什么啊?中国人干吗在施舍上如此精明且斤斤计较呢?



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


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


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的行为“傻”吗?在部分中国富豪眼中,他俩的行为算是傻到家了。


《谁在抛弃中国》给我们列举了下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作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


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矿主也成为这个城市的首富和最受尊敬的人。


第二种情况: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 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 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想读有种有料有趣的文章,加微信:18300719845) 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成了强盗的男人就会去抢矿主,然后把矿主杀死。


第一种情况是“远见”;第二种情况是“短视”。

中国富豪有“远见”者寥若晨星!

没有远见的富人是短命的!

洛克菲勒是上上世纪中期美国的石油大王;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他依旧是石油大王。

亨利·福特是上世纪初的汽车大王;一百年后的今天他依旧是汽车大王。

中国一百年前的富豪哪里去了?镇压了!逃亡了!破产了!今天的中国富豪一百年后会向何处去?如是他们不改变自己的作法,结局应该不会比一百年前的富豪更好。


中国有相当多的富人其财富并非来自勤劳智慧,尤其是亿万级富豪,其财富来路的公正性更是大成问题;甚至可以这样说,超级富豪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是靠钻体制的漏洞积敛起来的,是不公正收入。道理很简单: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活力下,是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靠勤劳和智慧产生亿万富翁的?!这样的机会只有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前期和二十世纪石油革命时代才会产生。今天的中国显然没有那样的机会。


中国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更具悲剧性意义的是: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富豪患有“短视”和“健忘”的毛病,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想读有种有料有趣的文章,加微信:18300719845)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


正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富豪“短视”或“健忘”,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中国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也是个别的,绝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平民暴动。(想读有种有料有趣的文章,加微信:18300719845) 因为英美等国的富豪有远见的很多,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大多数平民都在享受他们的“恩惠”,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中国的平民起义也许更多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甬者吗?


中国古老的智慧有“逆取顺守”一说。既然有相当多的富豪财富来路不公正,现在该是他们把不法财富拿出来回报社会的时候了。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更主要的是为了你们家族的百年大计。

这里我想问富人一个问题:你是愿意把财富拿到花枝招展的体面人群中享用呢?还是愿意拿到象非洲那样饿得皮包骨的穷人群体中炫耀呢?或是卷起财富在国外流亡呢?


如果我是富人,我会努力争取第一种结局。第二种结局最好不要发生,在满眼都是穷人的社会里我拥有再多财富也没有多大意义,说不准想找个漂亮点的小蜜也难上加难,因为饥民世界里不容易产生真正的“美女”。第三种情况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在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陌生国度里,那份孤独不是一个富人能够忍受的。为了争取第一种结局,我得想方设法把周围的人群变成体面人,变成中产阶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财富拿一部分出来为他们创造脱贫致富的机会,带动周围的人共同走向小康。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一部分有“远见”的富豪,尽管他们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却是富人集团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上月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标题为《民族与历史》的论文,为作者的观点与见识深深倾倒。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文的作者是一位大公司的总裁。如果中国的大总裁们都有他那样的“远见”,中国的悲剧无疑会大大减轻。

 

知识分子缺乏良知

 

下面再来谈谈知识分子的良知。

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列的先进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所受的教育出了问题,并不能很好地履行先进阶级的角色。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很多,我在《士大夫的悲哀》这篇文章里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缺乏良知”也许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道德、真理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急功近利”所引诱而被阴暗势力“收买”。


一个民族的普通公民也许可以缺少“良知”;但知识分子绝不能缺少“良知”!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任何希望可言。


近代中国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谭嗣酮和鲁迅!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酮成了朝廷的通辑犯,帝国宪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谭嗣酮当时有充足的时间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去国外流亡。但谭嗣酮拒绝逃亡,他对前来报信的同志说: “西人变法不惜捐弃身家性命,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请自嗣酮始!”


鲁迅为了医治中国人心灵上的疾病,不顾绝大多数国民“爱听好话”的毛病,不惜冒着和整个社会作战的危险,出于对中华民族巨大的责任心,把笔化作投枪匕首,勇敢地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


今天的知识分子比谭嗣酮、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知识分子拥有谭嗣酮、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国确然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知识分子这个庞大集团里只能算“一小撮”。


本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曾一度为了个人利益丧失“良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所居住的那座城市近郊发生了教室垮塌砸死学生的事件。那时全省正在搞“普九”,几乎所有的村办小学都从农民手中“集资”建起了新式校舍,部分权力人物也因此狠狠捞了一笔“工程回扣”。也许是因为“回扣”的比例过重,在校舍建筑上偷工减料绝不是个别现象。(想读有种有料有趣的文章,加微信:18300719845)这所小学就是因为过份偷工减料,教学楼刚建起来不久就张开一个大的裂口,老师学生根本不敢搬进去上课,只好仍呆在那座因建了新房而停止修理的旧危房里上课。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教室里到外漏水,然后整座房子倒塌了,当场砸死了三名学生,其余的学生则不同程度被砸伤……


一个小时后我们奉命赶往现场抢险,我亲眼看到学生的鲜血染红了断砖残瓦,三具尸体平躺在血泊中,上面盖了一张雨布。没砸死的学生一个个头破血流,一双双困惑的眼睛看着我们……看到他们身着破旧的衣衫在风雨中抖动,我的眼泪当场涌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的宿舍来了几位面孔陌生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这个村的学生家长,听说我曾在外当过记者,想让我为他们主持公道,把镇、村干部鲸吞工程款导致出现“豆腐渣工程”的内幕在媒体上披露出来……


我这个一向被公认为“好打抱不平”的男人,那次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口头上的理由是“我很久没有写东西了,笔头生疏了,写出的文字不够水平媒体不会登载……”深层原因则是“市政府对我够意思,虽然没有重用我,但也没给我小鞋穿,象我这等不识时务的男人,能不受压制就已算是上等的恩惠了。因此我不能给这座城市抹黑……”


随后的几天,我夜夜做噩梦,每次都梦见衣衫滥缕头破血流的学生在风雨中发抖的镜头……

次年的春天,这个镇的“一把手”官运高照,因在任“政绩突出”且“廉洁自律”被破格提升为副县长……

镇长的告别宴会够风光的,我也接到了邀请函,但我没有去,不是对他的提升不满,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良知”在这次事件中丧失了,我已不配“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如果我坚守自己的“良知”,把事情的真相捅上去,贪官就算不垮台,顺利提升的概率也应该很小,老百性眼中的困惑也不会加深一层。


象我这样一度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事后能清醒过来并试图找回“良知”的又有多少?


答案是沮丧的:前者的回答是“很多”;后者的回答是“很少”?

大学教授应该是一个很尊严的职位。英美等国的教授极少有人因为“屈从权力”或“贪图财利”出卖“分数”;因为“分数”在教授“良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卖分数就等于是出卖“良知”。所以英美的绝大多数教授宁愿放弃当大官或成为超级富豪的机会把分数送给“大款”或“政要”。我们的教授在这方面作得怎样呢?参加过研究生考试的大学生应该深有体会。



中国有多少文字工作者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有多少“作家”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有多少“知名人士”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有多少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


有多少医生在拿“药品回扣”?有多少教师在巧立名目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多少“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昏话?有多少文痞把黑社会头目捧为大企业家?

…………

在中国,缺乏“良知”也许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但知识分子比常人拥有更高的境界,应该比常人有更多的责任义务坚守自己的“良知”。


如果知识分子的不满只停留在争取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部分满足时就放弃“捍卫公正”的初衷,就会很轻易被“权钱”“收买”牺牲人生准则。一个很轻易就被“收买”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有“良知”的。


知识分子一旦丧失“良知”,就会失去全社会的尊重,最终会在整体上付出更大的代价,类似的悲剧性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



 

[转载]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鲁迅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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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俊义

来源:共识网 


鲁迅是文章的鲁迅,而不是英雄的鲁迅。 

  

蒋光鼐和蔡廷锴的19路军坚持淞沪抗战的时候,鲁迅正在上海,他不仅没有丝毫支持抗战的意思,并且显得有些懦弱和不可思议,甚至让人不可原谅。

  

淞沪抗战虽然始于1932年1月28日,其实从1月20起,日本人就有了明显要发动战争已达到占领上海的目的。在1932年1月20到1月28日这九天时间里,日本人的明显挑衅让上海人实在忍受不了,但是鲁迅却显得像是处在桃花源里,平静而乐和。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们(左起: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摄于1936年10月8日


《鲁迅日记》在淞沪抗战发生之前的几天里,记载的是和许广平三次到日本人开的医院里看病,两次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买书,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鲁迅几乎是没有任何愤怒和感觉。1月28日,就是即将开战的当天,鲁迅依然是和许广平到日本人的医院去。当时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面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大战的氛围比其他的地方更是明显。当晚驻上海的日军进攻闸北,陆军司令部里忙乱不堪。这样大的历史事件,这样牵扯到一个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在鲁迅的内心,并没有惊起很大的波澜。他在1932年的日记里,这样记载淞沪抗战:“下午附近颇纷扰”,自己的国家被别国的军队欺凌的时候,鲁迅竟然说是“颇纷扰”,实在是难以理解。

  

按照鲁迅的性格,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他应该是杂文一样的犀利,而不是散文一样闲适。但是鲁迅选择了后者,始终没有一声谴责,也没有一声呵斥。一个专门把匕首和投枪扔向自己的同胞,而遇到敌人却收起了匕首和投枪,对于鲁迅,是十分不正常的。1月29日,19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上海终日沉沦在巨大的爆炸声里和密集的枪声里。鲁迅面对这一切,真的是让人失望了,战火纷飞的一天,,鲁迅的日记记载的只有简短的一行:“晴。遇战事,终日枪炮声中。夜雾。”是谁遇到了战事?是谁进攻了谁?谁是鲁迅的敌人?谁是鲁迅的朋友?在鲁迅的日记里,没有一点感情色彩,没有一点愤怒。

  

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1946年,上海万国公墓


我们不能强求鲁迅拿起武器,跟日本人开战,他毕竟不是士兵。1月30日,因为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距离战区较近,一家十口人,全部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三楼,以避战事。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国家,自己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对于鲁迅,肯定是一块历史的瑕疵。每每读到这一时期鲁迅的日记,总是为鲁迅感到汗颜不已。鲁迅为什么不到别处躲避战事呢?为什么不回老家绍兴躲避呢?因为鲁迅明白,内山完造是日本人,他开的书店日本军队是不会进攻的,更不说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文化特务了。

  

鲁迅记日记是一天不落的,但是淞沪抗战最激烈的五天,鲁迅的日记出现了失记的奇观。这五天失记,对于鲁迅的内心,或许也是一种煎熬。是记载日军进攻好呢?还是记载19路军抗击好呢?对于鲁迅,同样是哈姆雷特一样的难题。到了1932年2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一家以及女佣等十人,迁进了更加保险的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开始了另一种战时的生活。鲁迅依旧是买书,逛书店,访问朋友。淞沪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鲁迅在这一个多月里,还有点商女亡国后庭犹唱的味道。2月16日,鲁迅在日记里记载:“夜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2月17日,鲁迅的日记这样记载:“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摧毁的闸北市区


当时,19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已经拖欠军饷八个多月。装备很差,甚至没有棉衣,也缺少手榴弹。大冬天有的福建士兵穿着短裤战斗。全上海市民,主动为19路军捐款捐物,让19路军士兵穿上棉衣。但是在这两个多月的鲁迅日记里,没有见过曾经捐款的记录,也没有捐物的记录。鲁迅日记里的捐款大多是水灾捐和佛教捐,却没有见到抗日捐。这是真是的历史,是鲁迅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的自己的历史。在淞沪抗战的两个月里,内山完造回到日本,鲁迅基本成了内山书店的短期老板。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有三个员工,每人每月薪水是15元,全部由鲁迅垫支付。能够给员工开支工资,而没有为19路军捐款,真是让人费解。

 

第一次淞沪抗战以日本军队胜利而告终,1932年4月29日,日本为了庆祝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韩国志士尹奉吉用手雷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兵司令白川义则和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新闻,鲁迅的日记里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第一次淞沪抗战期间。鲁迅除了避难之外,还给别人写条幅,还在为德国的画展制作镜框,还在编辑自己的《三闲集》和《二心集》。民族危难之际,鲁迅没有危难,这段历史,是鲁迅一生中的一个谜语。




 

[转载]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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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作者:

作者:杨继绳


1959年大饥荒中的孩子

 

杨继绳/文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对孙经先各项指责的回答

孙经先说:“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注1《墓碑》长达90万字,写到死亡人数的地方有上千处,他们“反复阅读”,对“每一个”重要之点“逐一查证”,可见工作量之大,投入之多。“我们”当然不是孙经先一个人。他们“反复阅读”、“逐一查证”的“成果”是:“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极为荒谬的数据”。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从《墓碑》全书的上千个数据中找出了十个证据。且不说这十个证据是否足以证明上千个数据“都是虚假的”,仅就这十个证据而言,孙先生也未必站得住脚。下边,我先引用孙先生这十条证据的原文,然后逐一回答。

一、《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墓碑》391页已写明:“据《常熟市志》1030页数据计算,三年非正常死亡11000人。”孙先生是教数学的,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二、《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溧水县志》有这个县1949-1985年的人口变动统计数据。我在《墓碑》中已经指出,“据《溧水县志》1990年版第94页数据推算,三年间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逐一查证”中或许又没有查到,或者查到了不肯推算。如果孙先生愿意再次查证,建议多翻两页,在《墓碑》第10版第393页上,还引用了江苏省委、镇江地委溧水工作组1960年10月19日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溧水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可以作为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佐证。

三、《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1页的内容。《高邮县志》1990年版第161、160、162页有这个县历年的人口数据,用这些数据可以算出1959、1960、1961年三年死亡6.28万人,其中3.78万人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第162页说:“1959年至1961年,死亡人口中72.5%为成年人,27.5%为儿童”,即1.727万是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墓碑》第10版第391页至392页,引用江苏省档案馆保存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比上述三个例子更为严重的死亡数字有十多处,孙先生却没有“逐一查证”,或者查证之后不肯“举证”。孙先生举证当然可以十里挑一或百里挑一,但是,即使真挑出了错误,也不能断言“《墓碑》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那叫以偏概全。

四、《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这是《墓碑》第10版第575页举的一个例子,是引用著名作家郑义的《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悲剧——江口事件梗概》,该文发表于《争鸣》杂志1993年1月号。郑先生的数据是否准确可靠,可以讨论。说我伪造数据,这近乎诽谤,而不是学术讨论。如果孙先生愿意做学术讨论的话,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个证据:当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的文章注2中也提到1959-1961年贵州省饿死250万人,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口。

五、《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这是《墓碑》第10版第146页中的一个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是早年徒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多年担任甘肃省妇联主任,大饥荒年代她任临夏州委书记处书记。李磊在这本书中说,这个数字来自“中央派到临夏的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

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临夏市是自治州人民政府驻地,是一个县级市,以城镇人口为主。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第197页人口变动表里,可以查到1959年、1960年全州总人口、死亡率。将1957年的12.36‰作为正常死亡率,可算出1959年、1960年两年非正常死亡4.96万人。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还有一个来源可靠的证据是:1961年3月,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的专题报告中说:自1959年1月至1961年1月,全州农村正常、非正常死亡65193人,占1958年初总人口的7.93%。

六、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他说的是《墓碑》第10版61页第2行的数字。由于官员的隐瞒,随着调查的深入,信阳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在“逐一查证”时没有看到同一页第5行的死亡549171这个数字,也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1行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60年12月6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他还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5行“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100万人,可能更多”,更没有看到《墓碑》第71页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振海花了三个月调查得出的105万的数据。李坚还健在,住北京万寿路,我曾经两次访问过他,他当年的调查报告还存放在档案馆里。徐子荣、李坚等当年的调查,是揭露大饥荒的严重后果,他说的“死亡数字”不可能是包括“正常死亡”的“总死亡人数”,这一点,李坚已向我当面说过,105万就是饿死的,他还对我说,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责任,总是把基层报上来的“饿死人数”说成是“死亡总数”。

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孙先生如果多读几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就会明白。

七、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他们说的在《墓碑》第10版第266页。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是揭露凤阳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正常死亡人口没有什么可检讨的。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时不愿意看到,在《墓碑》第266页第1行: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注3即9.5万人。孙经先们还不愿意看到,《墓碑》第266页第14行,在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全县死绝8404户,占总户数的3.4%”的记载。

八、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6278人”。

这段内容在《墓碑》第10版第285页,这个数字引自杨金声写的《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杨金声不是伪造,我也没有篡改杨金声的文章。根据《无为县志》记载的人口数据粗略计算,该县1958年至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为10.97万。谢贵平在《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一文中说,全县饿死20万人。

如前所述,孙先生一再强调总死亡人数和饿死人数的区别,这并不错。我也再次强调,在我引用的史料未做区分之处,我只能照录原文。更何况所引史料又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这种态度是否属于孙先生一再断言的“篡改”,敬请读者评判。

九、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这段出自《墓碑》第10版第591页。首先应该指出,孙经先先生说“《宁德县志》记载”是错的,因为记载该内容《宁德县志》,我在国家图书馆想找到孙先生所说的《宁德县志》,但没有找到,找到的是《宁德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里面有孙先生所说的情况:“1960年-1961年,由于经济困难,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两年间,因患浮肿病等疾病死亡人口高达12090人(男7401人,女4689人),其中1960年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2.69%。

其次,孙先生说我篡改,这是不实指控。我在《墓碑》第十三章的“福建省的灾难”一节的开头部分,已经说明该节的内容是引用林强先生发表在《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上面的文章:《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该文中说到:“第四,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年1-11月,全区9个县185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人,占全区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这段话后面的注解表明,其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3月版)。

我当时是引用林强先生的文章,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因为《福建党史月刊》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文章又是严肃的论文,想必不会有差错。这是我的疏忽。现找来《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进行核对,发现原文是:“是年,因患浮肿等疾病,全县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这一记载与《宁德市志》所载相符。

 

十、《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死了350万人”,出自《墓碑》第10版第250页。孙先生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我不是在饭桌上听他说的,而是引用他的文章《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四川“肖李廖事件”》中的内容。廖伯康当年是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七千人大会期间,他们向杨尚昆汇报了三个多小时,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他的文章介绍了向杨尚昆汇报的情况:“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孙经先否定廖伯康的根据是:“经查证,涪陵专区在三年困难时期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所以不可能饿死350万人。孙先生搞错了:1953年涪陵地区不是10个县,而是11个县(包括1959年4月并入重庆的、有54.5万人口的长寿县),1953年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是477万,不是孙经先说的423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廖伯康的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我是引用廖伯康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包含七八条信息,涪陵饿死350万只是其中的一个信息。既然是全段引用,我不能擅自将廖先生的这条信息删掉。从整体上看,我对四川省总的死亡人口数字的估计比廖伯康保守。我用四川官方的人口数据,计算出四川非正常死亡800万人。考虑四川官方大量隐瞒人口死亡,廖伯康和四川一些老干部认为饿死1200万人,所以《墓碑》中认为四川非正常死亡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

顺便指出的是,孙经先说四川1957年总人口7215.7万,1960年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人口为361.7万,指责“《墓碑》将361.7万扩大到1000万到1200万。”孙经先在这里向读者隐瞒了一个重要情况:四川省1960年以后还在继续饿死人,1961年总人口减少到6467.3万人,比1957年减少了748.4万人。孙先生不用748.4万人,却用361.7万人,显然不够客观公正。

除了上述十个指责以外,孙先生还指责:“《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注4

孙经先说我“荒谬”可能是指我把“非正常死亡人口”当作饿死的人口。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和正常年景相比多死的人口。当然,非正常死亡并不全是饿死的。还有车祸、雷击、溺水、地震、瘟疫、战争等造成的死亡,那几年没有大地震,没有瘟疫,也没有战争,饿死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数量级以十万计。孙先生是搞数学的,一定熟悉“误差分析”,熟悉“有效数字”的概念,在千万数量级中,十万级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近似地说,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的人口。

至于下面这个公式我觉得一点也不“荒谬”,这是简单的算术问题,不需要“专业的数学工作者”高深的数学知识: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这个公式还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无非是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几个变量如何换算问题,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都知道怎么做,谈不上什么“现代数学处理的基本原则”。

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仅凭我一人之力难免出错。看到有人对我的书“反复阅读”、“逐一查证”,指出其中错误,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能指出错误,我一定改正而且表示感谢。孙先生虽然没有指出什么真正可称为错误的地方,如果他出于学者的严谨态度,对他的质疑我也表示赞赏。认真而有道理的质疑可以推进进一步研究,认真却站不住脚的质疑证明《墓碑》经得起“反复阅读”和“逐一查证”。当然我也要指出他文章中的种种错误,更要拒绝他强加给我的“造谣”、“伪造”、“篡改”的罪名。

迁移不是人口损失的原因

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本来是一个现实问题,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有深刻的记忆。但作为一个个体,不可能知道全国饿死多少人,只能从国家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寻找答案。恰好,198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1949年到1983年历年的人口数据(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这些数据明显地表示:1959年到1961年全国总人口减少,死亡率上升。特别是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按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如果将1982年的人口数据,按年龄、性别制成塔状图,22岁左右这一段有一个可怕的大缺口!这个缺口和大饥荒那几年相对应。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可以确认大饥荒年代有大量的人口损失(非正常死亡+出生减少)。

然而,孙经先不承认实际上存在的人口损失。他认为,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的人口损失是城乡人口迁移户口重报、虚报和以后的注销造成的。他写道:“‘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注5

 

孙经先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据,没有举出哪些地区的人口迁移中不带户口的事例,没有举出其中哪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上述论断只是他自设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人口概念(“实际人口”、“户籍人口”、“虚拟人口”)以后,用貌似科学的数学计算,绕来绕去绕出来的结论。对他的这种计算,我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一文中,已经用他的计算方法和他预设的条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这里不再重复。我只讲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的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并于当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施行的。当时,城市居民一家一个户口本(机关、学校住集体宿舍的为集体户口),农村一个生产大队一个花名册户口本。粮食统购统销是1953年开始的。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特别是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后,城镇人口按户口供应粮食,农村人口按生产大队的总人口留粮食。农民从生产队到城市当工人,必做从农村的公安部门办户口“迁移证”同时迁出“粮油关系”,到城市以后,凭“迁移证”上户口,同时接上粮食关系。1958年进城的人,没有户口就无法得到粮食供应;1961年至1962年城镇人口精简下放到农村,如果不带“粮油关系”,他就要侵占别人生活资料的供应指标,生产队是不会接收的。

当时不带户籍、没有粮食关系的人口流动是极少的,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饥民,被称为“盲流”。“盲流”要被强制收容。在信阳,把外流农民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所以,孙经先说的不带户口的迁移是很少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提供的数字:1960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600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注6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研究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情况,本来是人口学家的事。隔行如隔山,对自己专业以外的学科我总是怀着敬畏之心。所以在《墓碑》中我只是引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我的看法,认为大饥荒年饿死3600万人(这是各位研究者提出的饿死人数的中间数)。作为数学工作者的孙经先,当然可以涉足人口学领域。但进入非自己的专业领域,必须向专业人士学习。孙经先不了解中国人口数据的采集、整理、调整、核销、汇总的实际过程,却牛气冲天,一路砍杀而来,也不怕闹出笑话。2012年我将孙经先的《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一文送给了当年在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统计、至今健在的王维志和张庆五。这两位老人是终生从事中国人口统计和研究的专家。王维志说:“这篇文章跟中国的人口统计工作根本不沾边!他的结论与中国的实际差得太远!”张庆五也断然否定了孙经先的结论。这不仅仅是孙经先的学术无知,更主要的是他在开始研究之前就怀有偏见,并且费尽心机地论证他的偏见。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孙经先就是一个典型。

请看他对1960年人口的分析。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共党史第二卷在介绍大饥荒时采用了这个数据。注7在正常情况下,每年的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所以人口有自然增长。1960年人口的死亡多于出生,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值(-4.57‰)。孙经先却认为,和1959年相比,1960年的总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多了620万!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呢?他对1960年的死亡率进行了“修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的死亡率为25.43‰(学界认为这个数字偏低。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修订为44.60‰,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科尔修订为38.8‰,中国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蒋正华修订为32.40‰),孙经先“修正”为17.85‰。他对死亡率“修正”以后认定:“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1953年相当”。注8众所周知,1950年-1953年正是土改刚结束、统购统销还没有实行、农业还没有集体化的时候,是中国农村情况最好的时候。孙经先却认为大饥荒年代和这个最好的时期相当!从农村出来的人知道,就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而言,1958-1961年和1950-1953年这两个时间段有着天壤之别!他说,1960年统计人口大量减少,“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是重要原因。在生活资料凭证供应的年代,生了孩子不报户口,怎能分到生活资料?

为了否定大量饿死人这个历史事实,孙先生还生造了“营养性死亡”的概念。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注9什么叫“营养性死亡”?什么叫“完全性饥饿死亡”?喜欢玩弄概念的孙经先,没有给他的新创造做出科学界定。为了搞清人在饿死过程中的生理机制,我多次请教天津医科大学王梅松教授,并在他的指导下,我阅读了几本医学著作注10。中国农民所从事的劳动多是重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露天作业。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在3400-4000千卡之间。按当时全国粮食平均供应量换算,当时中国农民平均每天吸收的能量只有600多千卡。注11

 

能量入不敷出,只能“消化”自己的身体。体内储存的“糖原”可以维持一天,然后分解脂肪,当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人体对自身的分解是一个残酷的生理过程。例如,完全依靠分解脂肪产生热量,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蛋白质被大量消耗以后,肌肉出现干瘦,脏器出现萎缩。心肌萎缩就收缩无力,血排出量减少血压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垂体、甲状腺、性腺等内分泌腺都萎缩和功能低下,会产生种种疾病。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进一步减少能量的吸收。人体内的各种酶、各种激素、各种抗体和免疫蛋白都是蛋白质组成的,没有这些,各种疾病就会随时发生。也就是说,人体在自我分解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诱发疾病而死亡。孙经先说的“营养性死亡”,是不是指这个过程?如果是的话,“营养性死亡”就是因饥饿而死亡,绝不是营养过剩、营养不当而死亡。孙经先如此用心良苦地回避“饿死”两字,让我领教了他学术研究的态度。


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计算只能是一个参考。关键是实际调查。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当年对局部地区的调查做过一些,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三个人的调查。上世纪80年代,作为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周伯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一次报告中介绍了这次调查:1961年,他们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恩来看到后通知他们三人: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说的“几千万”到底是多少?为了确认这个事实,2003年9月25日,我到周伯萍家当面请教,但他不愿意说。2012年周老逝世,在八宝山向他遗体告别时,他儿子和女婿对我说:“我们老人家一直遵循周总理的指示,至死没有说出这个数字。”到底几千万?按常识,两千万不能说是几千万,至少两千万以上。

更令人震撼的是,在大饥荒年代,全国有文字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时任山东省长的赵健民在1960年12月山东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山东有文字记录人吃人的事件有23起,没有文字材料但有口头汇报的十多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说,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青海省公安厅报告,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事件300多起。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孙经先为什么视而不见呢?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注12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注13按照孙经先的“科学推导”,刘少奇这些说法算不算“重大谣言”呢?

注释:

注1 孙经先:《“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第3版。

注2 晏乐斌:《贵州大饥荒年代》,《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注3 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一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页。

注4 孙经先:《“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第3版。

注5 孙经先:《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3日第492期。

注6 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0月19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号:1;案卷号:126。

注7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63页

注8 孙经先:《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注9 孙经先:《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3日。

注10 武汉医学院主编:《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大连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编:《病理生理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年。

注11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食物成份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注12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注13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2期


 

[转载]《红楼梦》中的“富二代”与“官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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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二代”和“官二代”这两个词,现在太抢眼了,围绕着这两个群体发生的事情也太多了。但是对于《红楼梦》研究来说,一点都不稀奇,从某个层面上讲,红学就是一套实实在在的研究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学问。《红楼梦》中几乎都是“二代”人物,当然这个“二”并非实指,也不是白痴的代名词,主要取“后代”的意思。如果按照严格意义上讲,《红楼梦》中的人物大多都可以推到第三代,第四代了。

《红楼梦》第四回,贾雨村第一次看到了“护官符”,这是四大家族贾史王薛的概括性介绍。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这是宁国荣国二公之后;“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这是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这是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是紫薇舍人薛公之后。从四大家族的第一代爵位来看,都了不得。贾家是公爵,史家是侯爵,王家是伯爵,都是超一品的爵位,个个都有住中南海的资格。薛家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是何爵位,但是“紫薇舍人”就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专门为皇帝撰拟诏令的,换句话说,皇帝在金銮殿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出自于他的手笔。

《红楼梦》中除了四大家族,其他的官宦人家也都是“二代”人物,先看东西南北四大郡王。当年秦可卿出殡,这四家王爷都在半路上设置了临时办公室,专门路祭第一座是东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宁郡王第四座是北静郡王的。曹雪芹说:“原来这四王当日惟北静王功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这句话虽然表面上只是在陈述北静王,然其中的信息已经覆盖了东西南北,一言以蔽之,他们都是帝王后代,标准的太子党,东西南北各郡王的第一代就是当年朝廷的四大金刚。

秦可卿的丧事,在贾珍的有组织有纪律地领导下办得轰轰烈烈,高高兴兴,锣鼓喧天,一片歌舞升平,如果现在的官员看了《红楼梦》中的这一段,都会觉得汗颜,自愧不如,当下的形象工程算的了什么,学学家人贾珍,不说别的,光看看来送殡的有哪些官二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阵势了。

有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理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子柳芳齐国公陈翼之孙世袭三品威镇将军陈瑞文治国公马魁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修国公侯晓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缮国公诰命亡故故其孙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这六家与宁荣二家,就是当日的“八公”,号称当年政治局八大常委。这还没有完呢,紧接着还有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孙世袭二等男蒋子宁定城侯之孙世袭二等男兼京营游击谢鲸襄阳侯之孙世袭二等男戚建辉景田侯之孙五城兵马司裘良。还有锦乡伯公子韩奇神武将军公子冯紫英陈也俊卫若兰等诸王孙公子不可枚数,一句话清一色的官二代。

官二代和富二代,原本可以划分为两个领域,但是实践证明,为官就必富,大富就可以为官,于是“官”“富”一家亲,你我不分彼此,团结才能和谐,和谐才能进步,进步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你看看红楼人物的这些政治觉悟,十全十美的党员。如今我们在社会上看惯了官二代富二代的行径,回头读读《红楼梦》你会发现历史惊人的相似,“二代”人物完全就是一个模子治出来的。那么《红楼梦》中的二代人物有哪些特征呢!


第一:品学兼差

贾府中的“二代”,都不大读书,这也怪不得孩子,当年的宁荣二公就是武官,凭借着自己的勇猛,九死一生挣得个上将军衔,后来生活好了,社会治安稳定了,自己颐享天年,从而疏忽了子女的文化课。其实他们也知道,自己孩子的未来是不用担忧的,再差也就是接班,作不了军委主席,当个军区司令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不,贾赦就当上了一等将军,而且祖辈的思想还一以贯之,贾赦在中秋家宴上发言,慷慨陈词道:“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荧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只可惜,我没有这样的爹,真让人羡慕。不用读大学考研究生功博士,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就可以进入各大部委工作,甚至进国务院。

当然了,接班只能是一个人,那其他的孩子呢?用钱买官,家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比如贾蓉,小学都没有毕业呢,成天在家里做妇女工作,和媳妇丫头们打成一片。贾珍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于是灵机一动给他买了一个黉门监”,一夜之间让贾蓉成了北大清华的在读研究生。“在读”毕竟是一个学生身份,这太没有面子了,趁秦可卿丧礼之机,刚好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来祭奠,贾珍知道机会来了,用了一千二百两银子,给贾蓉买了一个“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这个官名太坑爹了,实质就是中南海保镖。想来皇帝也怪可怜的,这样的人当保镖,劫匪来了,恐怕跑得比皇帝还快些。

《红楼梦》中“二代”买官,司空见惯。你听听这位戴老太监的话就知道了:事倒凑巧正有个美缺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短了两员昨儿襄阳侯的兄弟老三

来求我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们都是老相与不拘怎么样看着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还剩了一个缺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来求要与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应他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快写个履历来。”老太监这生意做得可红火了,什么钱不钱的,能不能买到完全要看关系,看在襄阳侯爷爷的份上勉强卖给他一个,也算告慰第一代襄阳侯的在天之灵。永兴节度使这官可不小,管着几个省呢,可是到了戴权这里就成了“冯胖子”了,可能这位老太监看不惯官员吃得猪头大耳的,因为中央一直强调廉政节俭,一个封疆大吏长得脑满肥肠,一看就是个贪官,多影响政府形象,社会舆论还要不要,党员形象如何树立。所以一气之下,不塔里他。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如今我们长在红旗下是多么幸福,卖官鬻爵还不至于这么猖狂。

    当然了,品学兼差的二代特质也有例外的。最突出的一例就是林黛玉她爸林如海!他们家也是侯爵之后,并且承袭了五代。可是林如海从小爱学习、爱劳动,尊敬师长,孝顺父母,团结同学,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三好学生,当年高考一次性通过,并且上了985院校,又读的是热门专业。上了大学也不懈怠,最后获得博士学位,光荣走上了工作岗位。贾政也是一例,虽然没有高学历,但从小就向党组织靠拢,他老爸在进入八宝山烈士陵园之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政治局考虑贾政是功臣之后,又是入党积极分子,额外开恩,让他到水利部工作。宁国府中的贾敬其实也不错,学历仅次于林如海,进士出身,获得八股文硕士学位。但是他不愿意在官场多混,提前退休,一心研究道家哲学,并且自费组织人员炼丹,为国家的化学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二:仗势欺人。

    仗势欺人这是古往今来“二代”人物的共性,这也不奇怪,谁叫我爸是李刚呢!相比较而言《红楼梦》中的二代所依仗的势力可比李刚大多了,欺人大同小异,不过就是拿刀捅捅人,开车撞撞人,用枪毙毙人而已,草菅人命嘛,古往今来一脉相承。所以当下我们见到这样的事情也不必大惊小怪,多读点历史,多读点经典,多看几遍《红楼梦》,你就能精神到处文章在,学问深时意气平了!

    仗势欺人,在《红楼梦》中你首先想到的估计是薛蟠,这也对,他为了一个女孩子,打死冯渊,弄得冯家家破人亡。但是他可没有当众吼出自己父亲的名号,因为他觉得不必要,怕吓着群众,弄出点社会动荡可不好。这点子小事,让下人们去处理吧。其实薛蟠的仗势欺人算是个人行为,在贾府中,这点子事还根本不好意思说,丢人。看看贾赦,为了几把古扇,让市委书记贾雨村出面,治石呆子偷税漏税的罪。偷税,这还了得,这可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立马抄家,把石呆子家的古扇充公,以此弥补税款。贾赦又用低廉的价格从政府那里买得国有财产据为己有。

    其实,在贾府上上下下各色人等中,仗势欺人,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包括贾母。又一次贾宝玉生病,在太医院请了一位太医,这位医生的级别也算高了,至少是副主任医师级的。因为第一次来贾府看病,言语之间比较谨慎,在回答贾母的问题时,理论性太强,老太太听不懂。于是贾母说:你只说这病怕不怕,谁和你背药书呢!如果吃了你的药,好了,让贾宝玉到你家答谢。如果耽误了病情,我要派人到你们医院,炸了你们的住院部加门诊大楼。你听听,这样的病号,谁敢医治,搭上自己的小命不算,还要让原本就紧缺的医疗资源毁于一旦。


    第三:附庸风雅

    马克思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官二代和富二代不愁吃,不愁穿,于是乎开始附庸风雅,舞文弄墨,所以二代人物大多喜欢研究文学、哲学以及神学。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档次问题,因为他们关注的层面有所变化,在吃饱了撑着的状态下,他们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终极追问,例如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爱情,什么是永恒。所以在大观园中出现了一群文学小青年!

    “附庸风雅”的官二代,我们不能过于指责他们,因为这并没有错。在吃饱了等饿的大观园中,她们除了斗草游戏,抱着落花痛苦,确实找不到事情做。他们理解不了,刘姥姥为什么要来荣国府打抽丰;刘姥姥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贾府一个烂茄子还要用十来只鸡做配料。这就是人生的不同格局!

 


 

[转载]美国副总统拜登究竟有多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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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植荣

来源:倍可亲

 

  最近,一则题为《美国副总统曾欲卖房救儿,奥巴马:我给你钱》的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报道称:“美国副总统乔·拜登11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他去年病逝的儿子博·拜登接受癌症治疗期间,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表示愿意帮忙给点钱。拜登回忆说,那天吃午饭时,他说正考虑卖房筹钱,给儿子治病。”

 

  该报道除了转载率高外,还引起热议。有的认为,美国医疗制度太糟糕,连副总统的儿子都看不起病,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情景可想而知。也有的认为,副总统的家人看不起病,说明拜登为政廉洁。还有的认为,拜登纯属作秀,作为国家二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再穷也不至于穷得不如我们的乡长。

 

  只有知道真相,才能判断价值。要想正确认识该新闻事件,首先要弄清事实真相。

 

  笔者找出CNN2016112日发布的对拜登副总统的专访视频。拜登讲,一次,他与奥巴马午餐时,聊家常随口说起他患脑瘤的儿子博·拜登,说博如果病情严重到不得不辞职,就没有工资了,担心儿子一家的生活会遇到困难。奥巴马当即提出愿意提供经济援助。拜登回应奥巴马,他已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卖掉他与妻子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那所房子,把卖房款资助儿子。奥巴马站起来动情地对拜登说:“不要卖那所房子,向我保证不要卖那所房子!我给你钱,你需要多少给你多少。”

 

  专访中,拜登根本就没提到儿子没钱看病!更没提到卖房是给儿子看病!拜登说这话,是证明他与奥巴马深厚的私人友谊。

 

  拜登家庭很不幸。19721218日,因车祸拜登失去了第一任妻子和一个女儿,自己亲手把3岁和4岁的两个儿子带大。大儿子博和父亲一样,从雪城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从政,是民主党的政治明星。他任满两届州检察长后宣布竞选州长,可惜,46岁的他于2015530日因脑癌英年早逝。拜登称博是他的灵魂,并在儿子去世后宣布放弃2016年总统竞选。

 

  美国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少有的没有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或全民医保的国家,医疗支出高得惊人。2012年,美国医疗总支出为26000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医疗支出两万多美元,但医疗效率大大低于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欧洲国家,欧洲国家的医疗成本比美国的低,但居民寿命反而比美国的长。

 

  在美国,不管是富人、穷人还是中产阶层,都有解决医疗费用的渠道,就像美国医疗卡上写的那样:“无论你是什么种族,有没有钱,什么身份,你都有权在这里得到治疗。”富人不差钱,当然没必要考虑医疗费用问题。弱势群体的医疗由政府兜底,也不用担心医疗费用,如联邦政府有针对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穷人的免费医疗项目,有的地方医疗按家庭收入收费,收入高医疗费就高,收入低医疗费就低。最操心医疗费用的是中产阶层,因为他们要自己购买医疗保险,医疗费上涨保险费也会水涨船高。博作为州检察长,也是州的司法部长,属于高级公务员序列,肯定是要买医疗保险的,由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用,用不着卖房看病。

 

  读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第二家庭的家底究竟有多厚?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美国有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只要能上国际互联网,就能查到拜登的家底。

 

  拜登夫妇2014年毛收入388844美元(含拜登副总统年薪230700美元),交联邦个税90506美元,向特拉华州交个税13661美元,拜登妻子以个人名义向弗吉尼亚州交个税3777美元,拜登家共交了107944美元的个税。另外,拜登夫妇还向慈善组织捐了7380美元(向慈善组织捐款免税),也就是说,拜登全家纯收入273520美元,个税税率为28.3%,每收入100美元要拿出28.3美元交个税。

 

  拜登副总统公示的2014年财产显示,他要卖的那所房子是他和妻子的唯一房产,估值在10-25万美元之间,2014年这所房子租出去了,租金在1.5-5万美元之间。

 

  拜登全家共开了5个银行账户,其中的1个账户余额不足1000美元,4个账户余额在1000-15000美元之间。拜登夫妇还有5笔债务,其中两笔在 1.5-5万美元之间,两笔在2.5-50万美元之间,1笔在50-100万美元之间。拜登一家2014年所有单笔开支均未超过5000美元。

 

  根据美国积极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估算,拜登全家的净资产在39-80万美元之间,这就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第二家庭的家底。

 

  2014123日,拜登在白宫举行的工薪族峰会上表示,他非常理解有孩子的工薪族父母的艰辛,因为他自己是“国会里最穷的人”,他说:“我没有股票和任何债券,也没有储蓄账户,但我有不错的养老金和工资。我还是很幸运的。”其实,拜登并不是美国最穷的高官,2012年,美国联邦议员财产中位数是 44.2万美元,有近50名议员负债超过50万美元。可见,拜登在美国高级公务员序列里属于“中产”。

 

  拜登的家产对中国人来说是个什么概念?我们给拜登的家产取个平均值,即60万美元,美国2014年人均GDP5.6万美元,拜登家产是人均GDP 10.7倍。中国2014年人均GDP4.68万人民币,10.7倍的人均GDP约等于50万元,拜登的家产在中国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这一对比就知道,拜登还真没中国的一些乡长富。

 

  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公务员工资受国会严格控制。美国还有个利益回避制度,公务员不能自己给自己涨工资,谁在任上提出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要从他的下任开始加薪,以防公务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美国还有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让全社会监督公职人员的收入支出情况,这是最有效的反腐制度。所以,在美国当官是发不了财的,人们竞选公职,除了将其作为一种职业外,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升自己的公众认知度,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阅读详情: 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16/01/23/406821.html#ixzz3y4fue1hG


 

[转载]她把毛泽东时代的苦难告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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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当近54万字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之际,我受《新史记》杂志委托,采访该书作者依娃,她给我发来这样一段话,是自我剖白,也是自我期许:寻找真相,即求索真理。我写作的力量来自于正义和爱,我爱这些受过世间最深刻的苦难的人。最真实的记录苦难,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道德和勇气。
  而依娃在该书中献给大饥荒幸存者、见证者的献辞,更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篇:
    让我握住你的手
    听你叙说五十多年前的遭遇
    那时候,你们的粮食哪里去了
    那时候,你们每天吃什么
    那时候,你家饿死了谁
    那时候,你去哪里要饭
    那时候,你怎么活了下来
    告诉我,饿死的人叫什么名字
    告诉我,他(她)死的时候多大
    告诉我,他(她)最后说了什么话
    告诉我,他(她是)怎么埋葬的
    告诉我,把记得的都告诉我
    亲人,想哭就哭吧
    有我给你抹去眼泪
    亲人,想说就说吧
    有我坐在你对面的小凳上倾听
    死去的他们,是我的亲人
    我将为他们修建文字的纪念碑
    活著的你们,也是我的亲人
    我将把你们的苦难呐喊给这个世界

 

    “野生作家的饥饿基因

 

  高伐林:依娃女士,祝贺《寻找大饥荒幸存者》的出版。感谢您不辞劳苦,不畏艰辛,跋山涉水,寻访记录。这部作品,凝聚了您的汗水,更沉淀了大饥荒受难者、幸存者的血泪,这对于我们探寻、反思半个世纪前中国大地上那场骇人听闻的惨剧,增添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请先谈谈您的经历好吗?

 

  依娃:我的经历一言难尽。
  我1965年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的农民家庭,我是长女。

 

  高伐林:哦,陕西富平,那也是习仲勋、习近平的家乡了。

  依娃:记得小时候吃得最多的是包谷和红薯,常年没有油、没有糖。我很瘦弱,身体不好,因为营养极端不良,一个小姑娘满脸长黄疮,流脓流水,还得了贫血。

  我不到七岁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对我说,父亲就把我领到千里以外的姑妈家,从此以后我就被过继给他们,成了城里人,背上书包上学了。但是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成绩很一般。上了初中,因为语文老师的表扬,喜欢上了写作文,就梦想当个作家。

  1980年,我只有15岁,我的养父养母在两、三个月内相继去世,我就必须自己工作养活自己。我进了一家银行,成天数钱算帐,我很不喜欢干,1989年辞去了工作,南下海南。1993年随丈夫来美定居。

  很遗憾,我没有上过一天大学,但是我也不是很羡慕,我觉得我可以自己看书、自己学习。这么多年,我一直爱好阅读,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不可缺少,书籍就是我的老师。写作之路也是经历过无数退稿、失败、停笔、困惑……并非一帆风顺。

  从小离开父母和过早地失去大人的呵护,让我的内心世界敏感而丰富,我的大学,就是生活和苦难。所以我自称野生作家”——不是哪个文学院培养的,美也好,丑也好,我就是我。

 

  高伐林:您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对您写作大饥荒这一选题,起到什么作用?

 

  依娃: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这是事实,却是我这一辈子都羞于说出口的话。不像朋友们说父亲是高干、是医生、是教师、是工程师……那么感到自豪、荣耀。农民,在中国就代表著贫穷、愚昧、无权、受压、被歧视,是社会最低等的人。我觉得很丢人,我怕别人看不起我。

  正是因为贫穷,娃娃多,让我从小失去父母亲。我一直非常抱怨我的父母,我觉得他们不爱我,为什么把我送给别人?等我长大了,反覆回想起很多往事,我明白了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错,虽然他们模样是人,也会说话,但是他们在那块土地上只是像牲口一样劳动,吃不饱穿不暖。我父亲一辈子吃的都是红薯、包谷,经常犯胃病,所以他才64岁就去世了。特别是我看了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感觉上了一大课,知道了我为什么从小到大不敢告诉别人,我的父亲母亲是农民。终于有了这一天,我明白了,他们的苦从何而来、我的屈辱感从何而来。 

  因为从小被领养,我和母亲的关系一直有隔阂。渐渐的,我发现我活了40多岁了,却并不了解给我生命的母亲,对她的过去和历史、感情和内心一无所知。我小时候妈妈总说:我是叫花子我是叫花子。我根本没在意。

  对母亲身世的强烈兴趣和不断挖掘,是这本书的导火线。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无法逃避。我感到了书和人的宿命。到今天我更是相信,因为饥饿母亲20岁还没有来月经的身体,一个饥饿的子宫孕育出的一个小生命,她并给予我饥饿的基因,就是为了有一天写出她的故事,写出众多幸存者的记忆。

  母亲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

 

寻访大饥荒幸存者,就是寻自己的根

 

  高伐林:您是从什么时候、受到什么触动,决定寻找、采写大饥荒幸存者?

 

  依娃:很多年以前,我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迫我们还债

首先要感谢研究大饥荒的前辈杨继绳先生,治学十载,写出百万字巨著《墓碑》,内容翔实、证据确凿,分析透彻,《墓碑》也可以说是在这个研究领域立起了一座丰碑,已翻译成五、六种文字出版。最初看到这个书的售书广告时,我根本不相信饿死人,更不相信饿死3600万人这个惊人的数字,我想作者是别有用心,诬蔑党,讨好老外。但我还是很好奇,买了一本,起先不喜欢看,因为这种专业学术著作,不是数字,就是图表,很枯燥乏味,放了一年多。后来我好好地拜读了两遍,一字一句,还做了重点笔记。这部著作对我起著启蒙和指导的作用。我非常钦佩杨继绳先生的道德勇气和学术精神,他说连坐牢的准备都做好了,《墓碑》也是为自己提前立个碑。

  此外,还有我本人家庭的缘故。从五年前开始,我的脑子里,像一棵棵小苗长出来一样,冒出了一个个问号:我的母亲从哪里来的?那里是什么景象?甘肃老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们逃荒路上是怎么走的?我产生了非常强、非常强地去知道的欲望。

  我就想和母亲回一趟她的老家,回一趟她出生的地方,她成长的地方,她逃离的地方。我从没有去过,我渴望回去一趟,关于母亲和她代表的家族的一切,我就会知道得更丰富、更切近。我觉得,我和那块土地肯定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只有回去一趟,那儿才能真正属于我,我也才能真正属于那儿。

  20117月,从甘肃老家回来后,我反覆思考了好几个月,才决定采写大饥荒——我被它给粘住了、缠住了,身不由主。

 

  高伐林:中国大饥荒惨烈的省分和地区很不少,您集中写了甘肃和陕西老乡的故事。您是根据什么选择这些调查地点的呢?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进入您的视野?

  依娃:我最初也考虑过走访四川、河南、安徽、山东、广西等地,后来发现不切合实际,花费和时间就不说了,最主要的是,我不认识那里的人,怎么能尽快得到他们的信任?于是我放弃了花钱乱跑白费力的设想。

  选择甘肃,因为甘肃是我母亲的老家,秦安县是我最早、也是比较容易的切入点。我还有一些亲戚在秦安的乡镇,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通渭县本来有一个好朋友,说好带我去乡下采访。但是他提前暴露了,被有关方面警告,我不能给他增加更多压力和麻烦。刚巧我有一个本家远亲在通渭,我就去了——通渭饿死了1/3人口,被中央列为通渭问题,因此是很有挖头的,一家饿死几个人在那里是正常的,十个人有八个人见过人吃人。天水地区是甘肃大饥荒的重灾区,饿死了一、二十万人,通过记录片导演胡杰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些当地人,他们很热心,很支持我的采访工作。

  甘肃逃荒妇女遍布陕西各县,这也是我采访的一个重点。家人、朋友都很积极地帮我四处打听,用汽车、三轮车、摩托车带我去采访。

 

    进门是初识,出门成亲人

 

  高伐林:您这个考虑是对的,您与调查对象有比较相近的背景,才便于理解他们。

 

  依娃:我是个历史的小学生,口述历史的初级探索者。我是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总结经验。

 

  高伐林:您这样说,是谦虚的,不过,从您的书也可以看出您确实是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口述调查的专业性其实是很强的,有一套学术规范,时间、地点、人物姓名和身分这些要素都要介绍清楚,得到的材料才可作为口述史料,放心使用。您在初期可能缺少经验,有的要素交代得不够清楚,越到后来就越完整准确了。请问,您是怎么向这些农民们调查的呢?

  依娃:我去采访,得带两个录音笔,好几枝笔,两三个笔记本。我一般都是和受访者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谈,这样让他们觉得没有压力,因为有时候妇女会谈到自己的婚姻问题,老人们会骂村子里的坏干部;同时谈话也不致于受别人插言搅扰、打断思路。

  有时候受访者会把话题拉远,我就把话题再问回来,自己要懂得掌握控制,让对方尽量敞开地、畅所欲言地说,不去打断、不去评论,更不要表现自己。其实,就是当一个专注的好听众,看著他们的表情,对视著他们的眼睛,听他们说,把自己的苦难都讲出来。尽量从不同角度多提问题引导他们叙述。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感受都不一样。

  常常让我自己都很惊讶:进门,彼此是陌生人;到离开的时候,我们拥抱握手,无所不说。那些老奶奶、年长的妇女拉著我的手就喊:亲人呀,见到你就见到亲人了。给我装上花生、鸡蛋、水果等,把我当成来串门的亲戚。所以,我不是觉得我是在工作、是在采访、在搜集资料,而是来看望我的亲人,听亲人讲述他们的经历,我要把我的父母兄妹的苦难写下来,记录下来。不写,我对不起他们对我的信任和热忱。

    这三年多,我走访了甘肃和陕西十几个县,采访了近200人,录音200多个小时,有照片800多张,包括搜集到一些珍贵的老照片,还有幸存者的手迹等等。我希望以后捐献给有关学术机构保存。

 

高伐林:从这部书来看,我觉得您的照片还可以照得更多,留下更丰富的影像资料。您采访了近200人,才有800多张照片,似乎不够,让我觉得有点遗憾啊。除了幸存者本人,还有家人与亲友邻居,家内外、村内外环境,死难者的坟茔墓碑,当年的用具、遗物……这些都有历史价值,都能让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的后来人和研究者,更直观地感受那个浩劫年代。

第一次采访顺利吗?是采访家庭成员吗?

  依娃:第一次采访,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写作大饥荒的想法。就是想多了解大饥荒、饥饿、饿死人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住在纽约的作家张方晦先生打电话,他说:你想知道饥饿,算你找对人了。记得那是2011911日,我坐上从波士顿到纽约的长途巴士,找到张先生,他很健谈,谈了他作为历史反革命子女被移民到甘肃戈壁滩的经历——500多人,半年就饿死了100多人,让我非常震惊。

 

  高伐林: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了?

  依娃:我得老老实实回答,我本来对历史和政治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从来没有就任何主题,采访过任何人。这个调研和写作,让我脱胎换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做不做?有没有能力做?怎么做?都是我最初挣扎、考虑、徘徊的问题。在决定做这件事情以后,有很长时间,我非常焦虑,寝食不安,就担心能不能找到受访人:到哪里去找?找到了他们敢不敢说?愿不愿说?会不会说?如果没有大量的幸存者口述,我根本不可能写出一本书。

 

  高伐林:这种调查,难度特别大。第一,您的课题非常敏感,就很难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帮助;第二,大饥荒毕竟过去了50年,即使是当年十来岁的孩子,现在也年过花甲,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模糊;第三,这个课题决定了您的调查对象文化水平肯定不高,记忆、表达能力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依娃:是的,有些朋友和搞研究的前辈对我说:和农民说话,很不容易,他们也说不清楚。”“农民不敢说,看你拿出录音机、笔记本就不说了——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中国历年的政治运动把人搞怕了!这很可悲。还有人出主意:你雇人去采访,这样比较实惠,花钱少。我也想过在媒体上刊登启事、电话采访。但是,我发现,真正的老年幸存者,根本不上网、不看报也不与外界交流,甚至没有电话。我知道,那些办法都不可行,挖掘历史的真相没有捷径,不可能多快好省”“大跃进。我必须自己去农村,尤其是去穷山僻壤,去一个个寻找,去一家家面对面,亲自问、亲自听、亲自记。

 

他们的苦难让我揪心

高伐林:为什么这些幸存者能够信任您,对您打开心扉呢?

依娃:过去我回家,和父母没有话说,和村里老人、年青媳妇、儿时伙伴都没有共同语言”——我觉得他们又不看书,又不懂文学艺术……但是大饥荒让我和家人、和村里人,和这些素不相识的老人连接在一起了。我从书上所读到的大饥荒,和他们所经历的大饥荒叠印到一起。


  我不太喜欢用同情这个词,同情有居高临下、有施舍的意思在里面。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同样的人,没有区别。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我可能就是一个饿得什么都吃、甚至活活饿死的人。渐渐的,我也总结出来一些与他们尽快心贴心的技巧:到乡村,我不化妆,穿著尽量朴实,尽量缩小和农民之间的距离。在农民家里,人家端水给我就喝,哪怕那个杯子显得并不够干净;人家让我吃饭就吃,哪怕有时那个饭看上去很粗糙;人家让我上炕坐,我就脱鞋上炕,哪怕那个炕相当简陋——包括坐的姿势,我都很注意,不坐高处,不坐沙发,不当客人。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他们的孩子,我回来探亲了。我叫这些老人家爷爷”“(奶奶),谈到这里,想到他们,我的眼泪会忍不住流出来。我更喜欢用这个字,我爱这些受过大苦大难的人,他们的苦难让我非常心疼,常常流泪不止。这些老人称呼我这个娃娃这个女子,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之间没有距离。他们愿意给我说一辈子都没和自己孩子谈过的话,只是因为我问,我听,我总是拉住他们的手,有时给他们擦去眼泪……我想知道他们所受过的一切苦难。死去的人是我们的同胞,不是和我毫无关系的人。在寻觅大饥荒幸存者的过程中,我也寻觅到了自己。我是谁?我是什么人的后代?我应该为他们干什么?……回到他们中间,就如同种子回到了土地,让我觉得很厚实,让我重新发芽生长。

这本书是他们写的

  高伐林:您这种感情非常可贵。那么,您作为一位调查者,对他们的回忆,如何判断真实程度,如何把握自己的整理加工尺度?

  依娃:我发现文学和历史的性质与功能有根本区别。文学是虚构,在揭示历史真相的时候,不能采取文学的手法。我相信,这些幸存者说的都是真话,他们的眼睛、表情、面孔告诉我都是真的。我的观点是:我没有权利改变他们的话,没有权利美化、修改、润色他们的语言,没有权利把他们的苦难经历拿来编造成生动的、好看的、离奇的故事。我必须尊重他们,这是他们说的,是他们遭遇的,是他们记忆的、是他们要留给这个世界的。那么我就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按照原始面貌呈现出来。比如他(她)的脸上布满皱纹、带著忧愁辛劳,我就不可给他们涂脂抹粉,让他们好看一点。我认为真实最重要,完全不需要什么魔幻主义”“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大饥荒已经是全人类历史上最魔幻、最黑色幽默、最超现实地残酷了,天才的作家也编造不出来这样一部超大规模的人类悲剧。

  他们说什么,我就写什么,对他们的话本身,不做加工修改。我所做的,是删去一些与主题无关的话、重复的话,有些要调整一下顺序——老人家说话一时说这个,一时说那个,跳跃性比较大。我就做些调整,让读者能理解时间、事件的顺序;还得做一些方言土语的解释,还有,牵涉比较重大事件和说到的人物,要订正一下。其实,主要都是他们说,我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他们写的——69个幸存者写的,是从120多位幸存者的口述中挑选出来的。

简直不是人干的工作

 

     高伐林:调查过程中,您听到了大量各种各样的事例。最让您受到震撼的事例是什么?

  依娃:让我最为震撼的是苟应福老人的全家遭遇,我在《全家死光》这一篇里记录了他的回忆。他本来是一个大家庭,竟饿死了16个人:父母、哥哥、哥哥的孩子、伯伯、婶子、堂弟兄……都全饿死了。他没有饿死,因为他出门干活去了。这样的惨事,让我不敢相信,不能接受!简直是毛骨悚然。不只如此,他的妻子家也饿死了三个人,一共就是19个人。    但是他们讲述的时候,没有恨,没有怨,没有怒,甚至没有悲伤、没有眼泪,那么无奈无助……他们现在居住在破旧的老屋里,政府没有任何补助。

  还有宋宏任老人说三妈饿得吃队长小孩拉下的大便,老人亲眼看见的;他的父亲打老鼠吃,也让我非常震撼。牛耀干老人亲眼看见有人饿昏在地,还未咽气,就有人割他的肉。我不敢想像那样的惨景。但是作为一个调研人员、一个作家,我强逼自己去问那些异常残酷的细节——很难启齿啊,但是我还得问:内脏呢?只留下骨头吗?是煮著吃,还是烧著吃?……”这简直不是人干的工作!不过,我从来没问过:你吃过人肉吗?这个太残忍,不可以问啊,不能让他们再次受到伤害。吃人肉的人没有罪!只有那些剥夺人与生俱来的吃饭权的人,那些逼迫人吃人肉的人有罪!

  

    高伐林:你一定也得知了很多让您愤怒的事例。

  依娃:有啊!让我愤怒的是不把人当人!比如通渭县鸡川镇,到了夜晚,干部就来挨家挨户用封条封门,或者锁上。第二天生产队长再来打开——这是关牲口吗?人就是干活的牲口吗?让我愤怒的,还有那些专门关没有粮食的农民的劳改队,大队小队都有劳改队,老人、妇女都抓去打,有些人就被打死在劳改队里。还有,严重侵犯妇女尊严的搜身,对她们腰里、腿里,甚至裤裆里都搜95岁的三婆说:只有屄里搜不出来,其他地方都能搜出来,连我的三寸脚里面都搜,看有没有藏下粮食。干部还到厕所的大便里检查有没有谷粒。最可恶的是,公社大队都三令五申,禁止饥饿到极点的灾民出门逃荒,到处设关卡、拦阻站、收容所,有些被打骂,有些人饿死在收容所。有些妇女在陕西有了孩子,还被强行送回来,血肉再次分离,政府还诬蔑她们和陕西男人非法同居等等。

 

  高伐林:在陕甘这样比较边远贫穷、交通不便的地区采访,困难更多了一重。

   依娃:调研不是喝着茶,吃着点心,舒舒服服就能完成的工作,我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有时候去的地方的条件之艰苦远超过我的预想。

 

  高伐林:您最艰苦的采访是哪一次?

  依娃:最艰苦的一次,是去我老姑牛俊娣家,她住在深山老林。我家人都劝我不要去,说上山的路非常难走,很危险。但是老姑生病了,不能来我家和我见面谈,我又非常想采访她,就还是决定和我的母亲一起上路了。一路上换了三、四次车,到了山下面,等待老姑的孙子庆涛来接,一个年纪只有18岁的小伙子,他开了一辆三轮车来,带著铁链子。我开头不知道他拿链子干什么?后来才明白,原来山路太滑,需要轮胎上绑铁链子。那是我这一辈子走过的最颠簸、最泥泞、最可怕的山路,因为都是黄土路,下过暴雨后,大坑小洼,根本过不去。我们只有下来,往山上爬,庆涛一个人想办法再把车开出来。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到了老姑家,那里真的是深山老林,只住了六户人家,夏天还得烧炕,因为太阴冷了。那一趟虽然辛苦艰险,但是我去了,我看了,我做了。

  

 “饿死人了,但不能说

  高伐林:读您的书可以看出来,幸存者让您印象深刻。

 

  依娃:对,很多幸存者令我印象深刻。但还有另一类让我印象深刻的,书里难以涉及:有一个老人,86岁了,我说请问大饥荒的事情,他就生气了,拿起板凳就走。嘟嘟囔囔地说:饿死人了,是饿死人了,但那个不能说,不能说。我不知道他是害怕,还是维护党的利益?还有一个老人,我一问,他就委屈地哭开了:我不说,说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党不好,我们的党的确好啊,我不能说。但是后来,他也慢慢地说开了。那是在医院里,我采访别人,他口里说不说,又忍不住讲了很多当年经历,说到自己饿得一顿吃了六、七碗包谷汤,惹得我和他儿子哈哈大笑,老人也笑了。有好几个老人都问:说了这个,有没有什么后果?”“说了可能对社会不好。让我备感辛酸:他们家都饿死了亲人,他们自己吃了那么多苦,却仿佛自己做了亏心事,像罪犯一样惊恐害怕。

 

  高伐林:要是您的采访对象都是这样,您的难度可就太大了。

  依娃:幸亏不是。在甘肃天水采访刘春花。我和她素不相识,但是因为有朋友介绍,我俩一下子就说到主题。她简直是黄河开闸滔滔不绝,语言生动,记忆清楚,没有任何顾虑和遮掩,遇到这样的受访者真是很幸运!她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抹一下眼泪继续讲。我也跟著哭,集中精力听她说。她的先生进来倒茶,叫我们吃饭,都被她出去。我们一共谈了五、六个小时,是我整个采访中最长的一次,也是苦得让人难以相信的一次。我笔录成《一个反革命女儿的历史》,最初写了4万多字,最后删去2万字。在那个年代这样一个小姑娘的遭遇并不出奇,只是作家们往往没有给予关注,就是关注,往往也变成终于得到了温暖和幸福这样的老套故事。

  还有一次,在一个亲戚的商店,我就和来店里的顾客聊,他们都很爱说话,问什么说什么,现在大多数人也不害怕了。那一天我与男男女女六个人聊过,收获丰富,简直发大财了。其实聊天、拉家常、随便谈是口述历史的最佳状态。也有很遗憾的采访。2012年,我从天水市坐汽车到静宁县。一位胡先生起先说得好好的要带我去采访,但我到了那儿,他却改变主意,说他是共产党员,又说村干部不在,又说他要出门打工。面露难色,不愿带我去采访。人生地不熟,我也没办法,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回到秦安。遗憾中的收获是,看到了曾饿死100多人的村子。要采访,也得做好失败的思想准备。2013年回国的一次采访也失败了。是去陕西的户县,别人提供给我的信息说是月阳村,我和妹妹开车去,用汽车的导航仪寻找,到了那儿却不是我们要找的月阳村。又绕了一圈,还是找错了村子,白费了半天时间。我不甘心,第二天打电话给妹妹的一个朋友带我去,想他的开车技术好,先给这个朋友的孩子买了礼物,又请他吃饭,然后上路去找,好一番费力,却又回到昨天错误的村子,连村里人都认得我们了。打了不下十个电话后才弄清楚,这里有一个月阳村,还有一个月阳坡村,我们要找的其实是后者,但是介绍人没有说清楚。乡下的路狭窄,路边多草多刺,把妹妹朋友的汽车也给划了。加上又跑了大半天,朋友禁不住发起火来。那天那个受访人也不太愿意说,采访结果很不理想。回来的路上,还停下给朋友赔礼……但是,不错过一个采访线索,是我的态度。哪能每次都顺利呢。这些挫折,也都算不了什么。

 

饿死与被饿死

 

     高伐林:国内外许多学者如杨继绳、丁抒、贝克、冯客等对大饥荒的研究,对您有什么启发和借鉴?

  依娃:几年来,我几乎搜集到了全部这方面的专著,只要知道了,我就设法去买,有的是邮购,有的是托人从香港、台湾买。我第一个采访的研究者是《金桥路漫》的作者张大发——我是从《墓碑》中了解到这本书的,就专程去甘肃通渭拜访他,请教他,受益匪浅。杨继绳先生是一个很严肃、很谦和的学者。在华盛顿大饥荒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他,我对他说:感谢你写出《墓碑》。丁抒先生的《人祸》我也拜读过,他是研究大饥荒的先行者,上个世纪90年代就指出,大饥荒并不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祸。我很喜欢贝克的《饿鬼》,他是一个老外,却采访了很多亲历者、幸存者,资料生动而扎实。《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我对他做过一次采访,他的一个观点是:我发现,你可以把一个人打死,但是更方便的你可以让他饿死。饿死和被饿死有一个很大区别,饿死就是没有食物吃,就饿死了。但被饿死,就完全不一样,是有食物,但是我不给你吃。饿饭扣饭,就是把粮食变成武器,粮食就是武器。吃公共食堂后,粮食成了征服控制农民的武器。把人活活饿死,这就是杀人。他研究出来的饿死人数字为4500万。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以对大饥荒有一个全局的了解。比如发动大跃进的起因、庐山会议风云、粮食政策、死亡人数等等,都有了清楚的概念。3600万至4500万,那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是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他们从宏观上披露和研究,我是从对一个个的个体生命的关注著手,不研究数字、百分比等等。我要写出一个人、一个妇女、一个家庭在大饥荒中的遭遇、经历、心理历程——不只是吃或者死。我是写,写他们的痛苦、感情、血泪。

 

    “就怕杏叶大的手

 

     高伐林: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等多个人间惨剧,加剧了她的抑郁症。您在写作过程中,一定也很压抑、很痛苦?

  依娃:是的。我在这本书的封底上写道:这不是一本书,是饿亡者的累累尸骨、是幸存者血海泪河,是活人饿鬼们的控诉和悲鸣。” 这本书是用我的眼泪浇灌出来的,用我掏心挖肺般的疼痛熬煎出来的。我这么说,不是夸张,更不是为了推销。这确确实实,是一次呕心沥血的、牢狱般的、自虐式的写作过程。一个作家必须敢于面对人类的苦难,最真实地记录苦难,才对得起这个有尊严的称呼。多少次,我再听录音、整理采访记录,泪水不知不觉地流出来。我又一次听见受访人因为家里父亲、母亲等亲人被饿死而哭,我也泣不成声。我听到一个妇女,当时只有六、七岁,父亲偷了生产队的豆子,因为害怕被批斗,半夜吊死在房梁上,她就睡在一边的炕上。录音里,她哭得说不下去……还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嫂子说:不怕簸箕大的口,就怕杏叶大的手。意思是,当一个孩子伸出小手说:妈,我饿得很,我要吃馍。可母亲给不了,眼看着孩子活活饿死……我就想,我也是一个母亲,我怎么办?人世间最悲惨的事,莫过于一个母亲眼见着自己的孩子活活被饿死!我一下子崩溃了,嚎啕大哭了一场。

这个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受折磨的过程。让我很自闭、不愿意和人说话,经常陷入一种悲伤、难过的情绪之中。但是,他们的苦难,又给我无限的力量,让我坚持写下去。不然,对不起死去的人、活著的人。我在心里说:我要和你们一起受苦,我就当我饿死了,又活了,我要写。感谢上帝安排让我做这份苦差

 

    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高伐林:您的采访和写作这么艰难,有没有争取得到什么机构的资助?您有助手吗?

依:我是个调研个体户,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资金、没有团队、没有助手,用英文说就是“one man boss”,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给予任何资助。曾经有一个受访者问过我:你是不是拿了美国人的钱来调查?那我可不说。我说我的英文很烂,没有深交一个美国人。我的亲戚也问过我:你写完一本书,能挣多少钱?我说:不挣钱。他不解:那你写书干什么呢?”2012年我见到中国学者姚监复老人,他也问:那你的经费怎么办?我说:我自己出。他说:你们家一把手(丈夫)支持不支持?我说:还好,还好。我所有的回国机票、车费、食宿费、答谢介绍人、资助穷苦老人……都是由我和家庭开支,三年来整理、写作期间的生活费用都是依靠家庭默默的支持。

2012年一年没有去商店买过衣服,一是节省,二是没有心情。我的想法是:我不和饿亡者算帐,不和历史算帐,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我对人的爱支撑我完成这项本来不可能的任务。我要做那个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很多时候,人需要的不仅是知识和学问,而是真诚和正义,还有爱!

 

高伐林:中国有大饥荒,外国也有大饥荒;中国60年代有大饥荒,更早的时候,例如40年代也有大饥荒。您在调查和写作时,是否比较过中外大饥荒、古今大饥荒的异同?

依娃:在准备、调研和写作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中外有关大饥荒的研究专著,还观摩了很多记录片、访谈录等等。对前苏联的大饥荒、北韩的大饥荒、1942年的中国河南大饥荒有所了解。我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做比较。这里我引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迪亚·森的话:人类的饥荒史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一党专制的新兴独裁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杨继绳先生也说:造成大饥荒的政治体制,利用政权的力量,强制地掩盖、抹杀中国人对大饥荒这段历史的记忆。我写的《墓碑》在中国大陆不能出版……有人对此十分恐惧,诬蔑《墓碑》是反动黄色书籍,下令收缴。

  今天调查、研究大饥荒,是因为没有人承认,没有人谢罪,没有人赔偿。那些千千万万的饿魂还在中华大地上飘荡。没有一处纪念碑,没有一座纪念馆,不能出版《墓碑》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有孙经先、杨松林之流在极力否认大饥荒,为统治者造假史;夹边沟饿死了2000多位知识分子,竟有作家说是什么亲娘打孩子”……  因此,抢救历史,抢救记忆,抢救真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高伐林:本书出版了,您有什么新的计划?

 

  依娃:感谢明镜出版社出版本书,我觉得此时出版意义重大。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左们大肆纪念,歌功颂德,国内最近出版了一本书《总要有人说出真相》,作者杨松林,全面否定大饥荒,振振有词地问:谁亲眼看见饿死3000多万人了?说是户口搞错了等等。我也送上这一份大礼!关于大饥荒研究方面的专著还是比较少,专家学者的著作虽然已经有几本了,但是像这样跋山涉水、在民间多处采访的幸存者口述,可以说这是第一本。

 一场饿死几千万人的人造大饥荒,千卷万言都不够记录和控诉。虽然我个人的能力很有限,我还是想继续调研、写作下去。目前正在写作第二本书,采访资料已经有了,是关于大饥荒中的逃荒妇女儿童境遇的专著。我希望留下一部妇女儿童逃荒史,也希望得到何频先生和明镜出版社的继续支持,共同留下历史见证人的记忆和声音。

  让我们共同记住伦理学家马格利特的一句话: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

 

  高伐林:这句话说得很深刻。感谢您坦诚地谈出这么多肺腑之言!


 

[转载]与日军共谋对抗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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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与日军共谋对抗国军?作者:

作者:童倩

BBC中文网驻东京特约记者

·         201512 25

今年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之际,中台双方围绕国共两党当时谁才真正抗日发生争论。

虽然在中国93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时,日本各大传媒均指出,在抗战胜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诞生,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抗战的主流不是中共,但日媒也没有提出证据来说明共军在抗战中的表现。

今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作者远藤根据她收集的中国、台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

远藤的这本书在出版后立即引起不少日本国民的关注,一个月内增印了5次。

日本《每日新闻》、《富士晚报》等媒体也就此书发表了书评,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等更邀请远藤介绍其这本历史书。

Image copyrightBBC ChineseImage caption远藤誉的书《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正以一个月增印5次的速度在日本畅销。

BBC中文网则成为了专访远藤誉的全球首家中文媒体。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她是读了《潘汉年传》等中国书籍后,开始怀疑中共的解释,然后着手准备写书的。她希望通过日本方面的资料来解开有关疑问,而结果则令她自己也震惊了。

中共特务与日本特务

《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叙述说,“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接触

远藤收集的中方资料对此解释说,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抗战胜利,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勇敢地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

但远藤收集的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则明确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远藤的书详细记述了1932年作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情报部副领事的岩井赴任后,因汉语流畅,负责接待记者中日双方20多名记者,包括后来被称作五重间谍的新声通讯社中国记者袁殊(袁学易)。当时中共报章上不时有岩井和影佐的名字,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获悉。岩井还建议在上海加强收集情报工作、并获准设置了公使馆情报部

19356月岩井解救了被国民党逮捕的袁殊,更增添了两人交情。岩井虽知袁殊多重间谍身份,但不介意并援助袁殊再次留学日本,直至西安事变后才回到中国。岩井本人也在1937年回国,19382月重返上海,目的是早期结束军方挑起的战争

共产党人与岩井公馆

Image copyrightBBC ChineseImage caption2002年旅美中国学者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也根据中文资料叙述中共向岩井出卖国民党情报得以壮大的史实。

岩井在上海领事馆设置了特别调查班,搜集蒋介石政府内部情报,寻求讲和的机会。岩井全权委托袁殊组织新党,并说:为了达成全面和平的共存共荣日中新关系理念,不光是党名,还要以真正理解这一理念的民众、知识分子为对象,前身是蓝衣社、中统团、以及其它党派相关者,共产党员都不要紧

结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而所有经费由岩井取得公使馆情报部长河相达夫同意,由日方支付。不过最终新党运动演变成兴亚建国运动,并在袁殊建议下,兴亚建国运动总部起名岩井公馆

这个时期,袁殊还把匿名为胡越明,直接在毛泽东指挥下从事特务活动的前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介绍给岩井,袁殊形容潘汉年地位相当于周恩来(中国前总理)。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描写首次见潘汉年的印象是非常稳重的知识人,却又是潇洒的都市人而令人好感。并回忆说,此后每次都是潘汉年求见、提供国民党政府和国军情报,且以岩井公馆作据点,扩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活动。

日本情报费资助中共

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

当时,2000港元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汉年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费,最终这笔可观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

远藤在书中指出这就是谢幼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员)著书《中共壮大之谜》的中共壮大理由,而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

1937年,面对入侵的日军,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希望抗战,但毛泽东则坚持只拿出10%兵力用于抗战。岩井《回想的上海》还披露,潘汉年通过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停战的事宜,岩井因不懂军事,把该建议转手影佐,潘汉年从此开始直接与日军接触。

曾著书谈在华经历

远藤1941年出生在中国长春,父亲在长春经营自己研制的戒毒药品吉福德禄的制药厂,父母都是日本人,本来还有哥哥和弟弟。但在1948年八路军围困长春之战中,远藤的哥哥和弟弟都饿死,而她也几近饿死并遭遇流弹受伤,导致两臂残疾。

1953年,12岁的远藤回到日本,又受到日本本地人的欺凌。她取得物理学博士以后,从1983年起从事指导中国留学生的工作至今,并从那时起还兼任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教授,上海交大客座教授。

1983年远藤在日本出版《不合理的彼方》,自述其当年在长春的生活经历,获得《读卖新闻》女性人类记录优秀奖。

后来,远藤应《读卖新闻》邀请,在1984年再著书《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描述她在中国12年的苦难经历。90年代,她希望此书译成中文版,可是中国出版社一直以过于敏感的理由拒绝和拖延此事,去年她觉得年事已高,不能再等下去,于是选择在台湾出版中译本。

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我对中国爱恨交集,但到了这个年龄,我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说,《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最大的难题是找日本有关岩井的记载,我去了外务省和防卫省研究所都找不到,后来在网络上偶然看到岩井出版过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于是开始找,并终于在网络上买到,我如获至宝!现在觉得我小时候没饿死、活到现在,就是为了找到这本书

当记者问到,日本是否也刻意抹去当年岩井与中共合作的记录,远藤则说不是,岩井对中国来说重要,但日本当时对他重视不够

对于台海两岸官方有关谁是真正抗日力量的争论,远藤表示日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在防卫研究所里看战史资料,厚厚的一本防卫研究所编写的战史资料,居然是引用中共党史来编写,简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才要挖掘真相,来填补真实的历史空白

(责编:李文)


 

[转载]这个时代没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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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这个时代没有真相作者:

作者:刘晋锋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网

原题:一个历史学家经历的历史


沈志华再没有打算为儿子的前途做一点管理。他的独子,已经30岁了,卖“兵器”——在网上玩游戏挣来的武器装备——为生。虚拟世界里的武装与虚荣,基本上能为他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生计问题。他精于数字江湖的搏杀,那里面同样有政治和人性的博弈,利益的纠葛与制衡,但他从不与父亲交流有关战争的问题。


关于战争,沈志华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儿子交流的知识,他已经对冷战时期的国家关系做了14年的研究:中国和苏联之间,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中国和朝鲜之间……他飙出“朝鲜战争是毛泽东最大的败笔”这种言论,被一些人骂为“中国汉奸教授”。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孩子,对人很仗义!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是我拖累了他。”沈志华突然有些慨叹,他进监狱,离婚,发大财……等等事情无一不在扭转儿子的人生轨迹。



磨难本身之于人,绝不可能是愉快的。即便多年之后回头,称赞它让人生厚重,但大部分时候,你不得不用“倒霉”和“莫名其妙”来解释它。沈志华的倒霉经历或可看作那个时期若干案例中有特色的一笔。


沈志华的父亲在1937年投身延安参加革命的时候,高中还未毕业,他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好好学习,但沈志华,以及沈志华的儿子都没有超过他的这个学历。


沈志华可算作是高干子弟,父亲在革命成功之后,官至公安部劳改局副局长,母亲也曾是公安部的处长,后来在反“右倾”的时候被调到中央工艺美院当系总支部书记。父亲因为书法与文章均好,被看作是公安部的文笔师爷。沈志华则因年年满分,小学、中学都考上北京最好的学校,上学期间不离不弃的评语是“骄傲自满”和“不守纪律”,颇有一点“命运的宠儿”的意思。还有一条不能忽略的优势,“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可帅了,好多姑娘说我是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18岁是人生的转折点,果然如此。“幸运”从那一年开始弃他于不顾,尽管他从不气馁,凭着所谓“顽强拼搏”的劲头,接二连三的挫折还是跌得他鼻青脸肿,人生经历忽明忽暗如同一场追求强烈戏剧性效果的演出。


起先还是很自豪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的旗帜挂两边”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最高的人生梦想,尽管在报名的时候,母亲因为她弟弟的政治问题被关了起来,沈志华还是考上了海军航空兵。刚入伍两个月,哥哥打电话给他:“父亲被抓起来了,既不告诉家属是什么罪名,也不准探望。”


从此,沈志华只有低着头拼命学技术,不久便被任命为机械员,负责轰炸机的维护保养工作。他维护的飞机安全性强,经常受到部队首长的光顾。有一次,师长走下飞机之后满意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这么一来,他当上了代理机械师。三年之后,领导找他单独谈话,一是准备发展他入党,二是准备提拔他当干部。美好前途就在不远处招手,突然有一天,中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指导员对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没有前途了……”


那几天他天天喝酒,喝醉了一个人到机场去扑在飞机上痛哭,他不能理解的是,那么多人留在部队不过是为了脱离农村艰苦的环境,而自己这么追求进步,刻苦学习技术,怎么就没有前途了?但他不敢追问。离开部队的时候,他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记下的两本技术笔记送给了他的继任者。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遭受这么重大的打击,其实现在想想,不过就是让你复员而已。”现在的沈志华说。


几年之后,原先部队的领导出差到北京才告诉他,让他复员是因为他的档案里存进了一份致命的文件,说他是“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文革”中的“联动分子”,都是高中级干部子女。沈志华哥哥的同学被抓进监狱之后,为求立功,便向上级举报了他。沈志华听此一言,怒不可遏地冲到那个人的家里:“你认识我吗?”那人对他端详半天:“不认识。”“不认识我你说我杀人?你这家伙,害死我了!”


从部队复员回京之后,沈志华通过武装部分配工作,成了石景山发电锅炉车间的检修钳工,情绪十分低沉。父亲见此,便关照儿子:“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但将来会走上正轨。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


1973年,沈志华报考清华大学,在京津唐电力系统各门功课都考了第一名,却在厂里挨批:“你考得这么好,就是‘白专’道路。”“听说你还学英语?崇洋媚外!”结果,沈志华没能跨进大学校门,厂里送了一位四门功课总共考了15分(是百分制的考卷)的人去上大学。


沈志华气得一把火把数理化课本和做过的习题选烧了,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相信,千百万个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今天,让一个四门功课总共才考15分的人上大学?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这个社会将来怎么发展啊?”他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在这之前,他对政治生活并没有多少感兴趣。父亲自从“三反五反”被误抓进监狱之后,变成了一个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的谨慎的人。从小,父亲就向他们灌输这样的观点——“真正救国靠的是科技,踏踏实实作出一份成绩对国家就是一份贡献。如果是搞政治,你以为你做的事是对的,很有可能历史证明你走的是错误的路线。”所以多年之后,沈志华的两个哥哥都是搞物理研究的科学家。


带着“国家早晚需要科学技术”的心态,有两年多的时间,沈志华每天坚持学习4个小时——这是在结束白天八个小时的工作以及一个多小时的政治学习之后,“我的工作是修理磨煤机,非常累,非常脏。煤粉是88微米一个颗粒,88微米什么概念?比白面还要细,所以每天你不管穿几层衣裳,它都能渗到皮肤里去,就跟水一样。每天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一口一口吐黑痰。都到这份上了……”


所以,不能上大学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也使他更加想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1978年,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公开招考,沈志华同时考上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日报》把他当作自学成才的典型,在头版进行了报道。父亲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做点儿学问吧。”


过了几个月,他又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但不发录取通知书给他,原来是因为他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论及其他》被到处转载,文章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中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左倾。


当时的副院长邓力群在会上说: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沈志华急了,直接上门去找他,邓力群说:“我倒要问你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搞了四十多年,不是搞的社会主义,那我们搞的是什么呢?按照你这个结论,那中国要不是社会主义,朝鲜、越南、古巴就全都不是啦?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有多恶劣啊,你知道吗?”


聊着聊着,聊到了沈志华的家庭背景,邓力群脸色一下子缓和下来:“自家的娃嘛。”第二天,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到了沈志华手里。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都是关于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看中了他,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秘书班子里去。沈志华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是父亲和导师都一致反对他从政。


1982年初,沈志华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拨儿警察突然涌进家门,把他给铐走了。等到审讯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啥罪,罪名耸人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原来,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斗争,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沈志华交往过几次的一个在中国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就抓了7、8个跟他有交往的中国人。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被限令48小时离境,沈志华他们照说也该被放出来了。不想,美国当局抓住此事不放,攻击中国政府恶意破坏中美关系,中国自然不会让步。


因为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志华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宣判后,法官对沈志华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出狱之后,因为蹲过监狱而连图书馆都不能进去,只能找朋友帮忙去核实引用材料。他找到一家出版社,即将要出版书稿的时候,责任编辑带着稿子回家去编,她的家人无意中看到了,问:“这是公安部大院里的沈志华吗?他坐过牢的,你还是别惹麻烦了。”


这本书直到1994年才出版。出狱之后,沈志华受邀到一家报社工作,没多久又因蹲过监狱这一“不光彩”的历史而失业,被介绍投奔禹作敏,协助他开发生态农场,又因禹作敏出事而以失败告终。他还在大街上卖过水果,又拉不下面子,听说深圳刚开放,去那儿的什么人都有,就直奔深圳赚钱去了。


从南方回来,沈志华发现儿子成绩差,也不愿意读书,便遂了他的心愿,送他去五台山写武侠小说。沈渊待了8个月,天天在那儿采访老和尚,写出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回北京被出版社看中并出版了,一时间小有名气,更得了全家人的宠溺,他再也不想上学了。



从1994年起,沈志华开始了他“有钱又有病”的生活,至今不休。


“我的一个朋友章百家说,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要不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要不就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喝糠吃菜他愿意。他说,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


沈志华在深圳赚了钱之后回北京,受朋友邀请投资出版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没想到“赚了大钱了”。这骤然的致富遭小人嫉妒,告他贪污2000万,尽管后来被证明是诬陷,但原本在部队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儿子沈渊便因此不能再留在部队了。


接着,沈志华碰上了他后半辈子人生的机会——俄罗斯解密了前苏联的档案。回忆史料的可信度远远比不上档案,为什么中苏关系破裂?为什么苏联解体?若无档案做依据,如何能还原历史真相?


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说:“中国急需苏联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但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沈志华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一切费用由我出。”


在莫斯科,事情远非意料中那么顺利。俄罗斯开放档案最繁荣的时间是1992年到1993年,等沈志华去时已经开始收紧,价格比过去贵了许多,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照这样的进度,每天只能工作3个小时,开销可承受不起。


沈志华从商的时候,从来都羞于“灵活变动”,还被禹作敏说成是目中无人的年轻人。但为了做学问,他又显出商人似的精明。大家在莫斯科发愁的时候,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于是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再到农户家地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己动手,准备了一桌盛宴。


他自己则到处公关,到处拜访,盯准有利用价值的人便生拉活扯地拽来赴宴,不仅打开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茅台,席间还掏出美金,塞给每个人800元的劳务费,这顿饭吃得皆大欢喜。俄国学者积极建议:“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俄国人办,我们出面复印,便宜多了。”


此行总共花费了沈志华140多万元。沈志华大为庆幸的是,就在这之后没多久,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重新下令封存所有档案。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水到渠成的“坐冷板凳”,出书,成名,被大学聘任为博导,继续出书,开研讨会,做课题。与其他学者不太一样的是,他为做学术掏出了若干私人财产。比如他从1994年就开始资助青年学者出版专著,花了2、300万,迄今已经出了80多本书。他还在自己的别墅里腾出两个房间,存放他们夫妇从俄罗斯、美国等地花了许多钱查来的2万多件档案,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学者或者学生使用,给他们提供食住,还购来复印机,方便他们复印。后来因为来查档案的人太多,他干脆把档案复印了两份,一份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份放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他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制作成光盘提供给香港大学,要求只有一个:必须供人自由查阅。


沈志华的人生再不需要其它的乐趣,他说以前上厕所时还看看闲书,现在看的都是回忆录,与同样做冷战研究的妻子之间的对话,也有70%是在聊他们研究的内容。


访谈:我们的时代真相太少


问:中国传统里,文人历来有当谏臣的心理,希望参与制度改革,实现人生的抱负。您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沈志华: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在传承文化,什么叫文化?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历史的积淀,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有将近半个多世纪,中国学术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有一次听人说,翦伯赞解放前写的版本比解放后修改的那个要好,这就很说明问题。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一个腔调,一个立场,一个观点,很少有能提出什么疑义或见解的地方。那么,你要从根本上推翻它,不是说你改变了政治观点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从根儿上做起,弄明白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问:研究大历史的黄仁宇批评中国学者,越研究越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沈志华:国外的学者,跟中国的处境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刻,还不具备那个条件,为什么呢?现在首先是要颠覆过去的历史,很多基本史实都还没搞清楚,你搞什么大历史啊?


问:按照你的本性,你自觉是适合搞思辨型的历史研究,还是探寻基础史实?


沈志华:照我四十岁之前,我就是想搞那种思辨型的大历史。但是现在我觉得搞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靠环境,靠积累的,如果原来就顺着那个路走下去,就会是研究大历史那么一种思路。但是现在我已经走到基础史实这条路上了,我的功底就是要把1940—1960年代这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搞清楚。我现在做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别人没有搞清楚的事情。


问:我注意到你的经历里有好几次进入权力机构的机会,你为什么放弃?


沈志华:我年轻的时候很积极,尤其是我从1973年转向文科学习以后,就一直有一股劲,老想为国为民,精忠报国,投身那种火热的政治斗争当中去,但后来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挫折,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喜欢官场,并非因为人生中遭受了太多打击。被打击有两种,一种是你自己失败,你做错事情了,所以遭到打击,你吸取教训就完了,还有一种我认为根本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另外,现在95%的老师都浮在表面,真正对学术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经历投入到里面有多少人?我愿意做最基础的工作,了解历史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把自己搞清楚的事实转化成一种大众能接受的东西。


问:研究历史不是为了以史为鉴吗?


沈志华:这是历史的功能,历史学的功能,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因为以史为鉴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史,这“史”究竟是什么,你要是弄错了,那历史你以什么为鉴,你不越弄越糊涂吗?所以这是一部分,这部分的责任主要由历史学家去承担。鉴,什么叫鉴?资治通鉴,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怎么搞政治,怎么去治理国家。这靠政治家自己,我把历史经验教训都摆在这儿,至于它怎么指导你,我不能替你想,是你自己去想。假如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你搞什么社会问题,你搞什么政治?所以你本身就应该具备这个素质,你应该到真实的历史中去寻找你所需要的那种资源,丰富你的头脑,来开创你的自己的政绩。


问:你通过研究这段历史,个人怎么评价毛泽东?


沈志华:我觉得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就他的才智,真是几百年中国才出那么一个,不得了。但是他生不逢时,能够施展他才华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时间倒退五十年,恐怕他要比蒋介石干得漂亮的多。那个时候军阀混战,要推翻清朝,推翻封建社会,重新进入一个新社会,革命是很吃得开的,毛泽东赶了个尾巴,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赶上个尾巴。但是你成功以后,你还要用革命那套方法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就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相背离了。时代不同了,你越聪明你犯的错误就越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错误到了极端。所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应该站在历史环境当中来看,不能说谁好谁坏。


问:您现在最想解开的历史谜团是什么?


沈志华:我现在最想解决的事,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公约组织,同样是两个同盟,但西方阵营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内部从来发生过战争,而且冷战都结束了,到现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英同盟依然这么稳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一致,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从同盟结成的第一天起,苏联和南斯拉夫就分裂,跟着是苏联打匈牙利,然后中苏之间又打仗。曾经多好的兄弟关系,好到不分你我,到最后还是刀兵相见。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不稳定性的根源哪儿?


问:我觉得从哲学上面来解释,能够解释清楚吧。


沈志华:当然最后可能会归结到哲学,但是你不能先用哲学的一个定理来说,就是这么回事。你要分析、探讨,拿出一个定理来,它能解释每一个现象,这才能成为定理,只要有一个现象解释不了,那就不能成为定理,科学上是这样的。


问:你初步的推断是什么?


沈志华:我现在初步的一个判断是它的结构问题,就是形成这种关系的结构,和它内部运行的规则有冲突、有矛盾。我还没有想得非常透彻,这就是我现在最关心的,也是我下一步想要组织一个课题组进行讨论的问题。现在的同盟理论都是解释西方现代国家的关系,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同盟的理论还没有。


问:您觉得现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作用是什么?


沈志华:总的来讲,一个国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是靠知识分子,这个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同样的。现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功能或者贡献就是探索真相,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赋予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真相太少了。


问:不见得与当代的政策发生关系?


沈志华:最好还是脱离。


问:现在大部分人关心的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你研究中苏,不会觉得冷门吗?


沈志华:任何一个关系都不可能是单边关系,都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在冷战的背景下。


问:你认为现在世界格局还是在冷战思维的延续之下吗?


沈志华:看你在什么意义上运用这个概念,每个人脑子里的冷战概念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冷战指的是两个国家之间以意识形态为动力那种对抗。我是这么理解——其实冷战时代还是结束了,它有些因素延伸到现在,冷战时代人们的一些思维习惯延续到现在。


问:你现在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沈志华:差不多三、四钟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八点。所以一般人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8个小时,干完了别人一天要干的活。为什么?就觉得责任重大,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去写,要去研究。我现在设计了很多课题,我想带着这些学生,年轻学者一起做。这些东西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


问:你说责任重大,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还是觉得现在没有人愿意坐冷板凳?


沈志华:首先是我自己有兴趣,如果自己没兴趣那就太苦了,什么叫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幸福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就是把你的工作和你的兴趣能够比较圆满地融合在一块。我天天坐这儿写东西,腰酸背疼的,肌肉都劳损了,不但不觉得苦,反而很有满足感。我现在创作激情极其旺盛,一会儿就写一篇论文出来了。现在半成品,未完成品很多,都在那儿堆着。只要我有时间,抓一个我就写一篇。


问:为什么不专注做一个或几个呢?


沈志华:历史学有个特点,它不像哲学或者经济学,有时候一个扣解开,整个就可以写了,不行。你想通了一些事情,只是在很多无穷的史实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你要想把一个问题搞清楚,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这些材料你都得看,你不看你就找不到中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所以是非常需要下工夫的,有想法你要赶紧记录下来,然后做充分的准备才能完成。越下工夫,越让我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其实搞历史研究,有点像……


问:破案?


沈志华:像公安局破案一样。有些事你就感觉从逻辑上认为原来那结论不对,所以展开调查……我很多研究都是从感觉出发的,比如说朝鲜战争,我们从小就受的教育是,因为美国侵略所以朝鲜展开反击。可是我就觉得这一个很没有逻辑的情况,如果人家进攻你,怎么三天就把人家打败了。按说你是被进攻的一方,你应该是首先败退才对,这肯定有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你要自己真的下去看当时的那些材料,这些看书上是没有的。


问:你破案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很多事情长远看来都是有逻辑性的,但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看过去是有很多偶发性?


沈志华:这就涉及到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真正搞历史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差不多每一个环节都是偶然的,但它有一个必然的大趋势。


问:但是看你把哪几个细节串联在一起,又是不同的解读了。


沈志华:这个取决于两点,一是自己在当中的体会,一是你掌握尽量多的材料。然后你才能决定取舍,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哪些是次要的、没用的。


问:如果材料不全,很容易被引入歧途?


沈志华:真的是很容易引入歧途。我给你举我深有体会的一个例子,我原来研究中国出兵朝鲜战争的问题,我在1997年、1998年、1999年写了很多文章,后来我在国际上出名也是因为发表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弄得很清楚,但有些史料没有披露出来。起先我看到的是,毛泽东很早就想出兵朝鲜,但金日成不同意,我分析他是担心中国派驻几十万大军来不走了怎么办?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他请苏联来,苏联不愿意帮它,或者不愿意自己出面,所以让中国出兵,这么一个过程。


问:这在逻辑上很合乎情理。


沈志华:直到最近我看了俄罗斯新披露的档案,才知道7月份美国轰炸得很厉害的时候,金日成已经很动摇了,希望毛泽东派兵来,但斯大林不同意,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你就得找材料,找证据了。斯大林没有说不允许,但是他不答复金日成,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呢?他要给自己保留一个回旋的余地。他很担心,中国替换了苏联控制朝鲜。所以,历史研究有这么一个档案公开早晚的问题。


问: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沈志华:历史研究为什么要有很多人不断地做,其实人的一生,你说你真正能做的也就那么二、三十年,我觉得我现在处在最黄金的时候,因为你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特别是是历史学是靠积累,积累的材料越多、知识越多,你对事物的判断就越接近于真实。但是你太老了,精力又不行了,你只能做自己的一小块领域,能研究多少东西?


问:您的研究范畴是?


沈志华:我基本上做的是40年代到60年代这段历史,就这样我还觉得做不过来。为什么?因为当代历史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基本上材料都是现成的了,反正越往古的就越不会出太多的新东西,除非地下又挖出点竹简了什么的。但是当代的不一样,当代的很多材料都不解密,只能是大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去突破,把这段历史大白于天下。我做这个工作十来年,应该是取得成果了,现在谁还敢说,朝鲜战争是美国先打过来的。现在除了朝鲜人这么说,没人再这么说了,因为这个事实都摆这儿了,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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