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人：联合国、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墨西哥办事处

为什么我们选择性失明？沉默地逃避？甚至站在受害者对面，对他们横加指责？

作者：不详

基督教传教士的杰出贡献--令中国人感动的老照片

金鑫注：基督教传教士以自己的青春、生命为代价，为中国的美好未来，倾注了满腔热血，中国的女子学校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从而结束了几千年来女人读书难的问题。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创办“大学、中学、小学、医院、女子学校、盲校和盲文、聋哑学校和手语、麻风病院、汉英、英汉字典、汉语拼音、现代农业先进理念、女子留学等等。”令人遗憾的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的杰出贡献，很多中国人却不知道，令人痛心的是，有很多中国人非但不感恩，还整天编造谎言诋毁基督教和传教士，他们用一些假借传教士之名的人所做的事，来诋毁基督教及传教士。现在我们看一看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传教士吧！希望本文能够唤醒反基督教分子的良知！

这是牧师和麻风病人在一起，我在四川、云南一些地方看到教会现在还在帮助麻风病人。因为官方宣布在中国已经消除了麻风病，所以这些病人得不到大规模的救助，他们几乎被社会遗忘。在四川海螺沟附近就有一个麻风村，康定天主教堂的神父经常去看望他们。

育婴室

圣母院仁慈堂修女与孤儿们的合影

在传教士的住处，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的合影（四川）

20世纪初天主教神父在给中国儿童施洗

厦门的中国女信徒：1895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礼荷莲（Lilias Graham）从泉州再次来到厦门，那时厦门的基督教会已有较大发展，建筑扩充信徒增多，这是她在厦门岛内所接触到的基督教中国女信徒。

1895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礼荷莲（Lilias Graham）从泉州再次来到厦门。那时，开放的厦门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已经逐渐增多。为达到传教目的，教会也入乡随俗，不但采用一种称为罗马字标音的闽南白话文进行布道，还接纳培养本地人当牧师，这是她为厦门一个中国牧师家庭拍摄的合影。在当时，享受照相术大概是一种身份待遇，看图左小伙子的神气劲和图右小男孩穿着崭新的衣裳，就能了解这家子是多么重视这次合影，或许这位牧师还有后人生活在厦门。

传教士与信徒同坐独轮车

施洗

传教士在上音乐课，这些人好像是盲人

入乡随俗的传教士

外出宣教

检查口腔

治眼疾

    威廉·哈维·杜布森（1870-1965）出生在新泽西瓦恩,1897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杜布森医生来到华南地区渡过了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在福尔曼纪念医院(the Forman Memorial Hospital，有资料翻译为化民博济医院，或福民医院)工作和在阳江行医传教。作为传教士中学习阳江方言第一人，杜布森在阳江从事传教、行医和教学工作，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完成自己的使命光荣退休。

    20世纪初，杜布森的团队在阳江建立了一座教堂，一间综合医院，一间男女混合小学。他的教会学校和诊疗所经历的整个20世纪初期，历经义和团运动，内战，盗匪，排外，和地方社会风云变幻。杜布森在医疗资源简陋的条件下，为当地病人提供白内障手术而闻名阳江。

    杜布森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费城综合医院（医学博士， 1897年）。杜布森作为第一位医疗传教士派往阳江，在1897年秋天，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乘船前往这个坐落在广东西南150英里的地方。

（上图：杜布森在阳江与他的医院的工友们。杜布森刚抵阳江，就有穿着西式服装的本地青年前来迎接。）

    杜布森特别关注离综合医院几英里远的一条200年历史的麻风村。在阳江的岁月里，他每星期最少一次走访麻风村，为居民提供提供医疗服务和布道。
    （上图：王母岗门口的麻风病患者。杜布森发表在1930年的《中国医学杂志》上的报告指出，王母岗由一些麻风病人聚居而成，离阳江东门约1英里，全部是泥砖屋。杜布森从自己每月90美元的薪水中拿出5美元来帮助他们。杜布森每天都会接触到麻风病人而不顾自己受其传染。）

    清末时期，麻风病在西方国家已经灭绝，而中国的麻风病患者还有百万人之多。所以，这一情况得到西方医学界的关注，一些医生和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来到发病率最高的华南地区开设麻风病院，收治麻风病患者。

   1891年，来自英国的傅特医生请求英国万国麻风救济会帮助，在广东北海伦敦会医院附设了麻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收容了一百多名麻风病人，强行注射，成效卓著。

    1905年，德国长老教会的柯纳医生得英国万国麻风会之助，在东莞创设麻风院，收容患者有三百多人，广东省政府按月津贴五百元。

    1907年，天主教康神父也在广州石龙建筑麻风院，1913年，因有省政府津贴得以扩充，收容七百人，有三十余幢房子供麻风患者居此，形成一个村落，男耕女织，各勤操作。
 

乡村小学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大力开办教会学校。文章介绍了我国在民国时期教会女子学校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后来开办女子高等教育，派遣女子学生到国外留学等活动，简单分析了女子教育对当时国内社会上一些陈旧封建现象的影响。这表明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女子起初教育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大大改变了妇女的地位。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在登州（今蓬莱）传教34年，他于1887年与继室梅耐德（Mrs. C. K. Mills）共同创办了登州启喑学馆，是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1898年，启喑学馆迁往烟台。

　　梅理士夫人到中国前曾在纽约一所学校教聋哑学生，创办启喑学馆后，她采用训练聋哑人说话的标音法和手语进行教学。启喑学馆对中国的聋哑教育影响很大，梅理士夫人设计的手语字母表被中国聋哑学校采用，他们从美国图书中翻译的分级识字课本成为中国聋哑教育的最初教材。该校毕业的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或建立聋哑学校，或从事聋哑教育，为中国的聋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2008-07-01 14:40:38)     来源：水母网（作者 邹新明）

晏阳初的生平与经历
    晏阳初于1890年出身于四川巴中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当地的塾师，后来成为一个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堂的中文教师。

　  晏阳初，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在他的领导下，中华平民教育会深入实践，开展了著名的定县教育实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一改近代以来简单照搬他国经验的教育发展模式，尝试着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尤其注重把教育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他在教育领域的成就获得了国际认可。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撰写的《中国的晏阳初》刊登在《联合国世界》杂志上，文章借用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的话称赞晏阳初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并且“这不只是中国的一项运动，它的方法现已准备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应用，使全球四分之三未受教育、贫穷多病的人群受益”。

     1943年5月，在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会上，晏阳初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一同被美国百余所大学的学者推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成为当时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东方人。
晏阳初：我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的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 

     他的一生改变了世界上上亿贫苦民众的命运。
    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使国会通过拨款条款的外籍人士。

教会学校的学童

做针线活

罕见老照片晚清教会学堂上课的模样

当时家庭成员合影


盔甲

早会

上课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烟台的教会学校女学童

教会小学通常是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教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得到英国传教士帮助的中国教民

患了头皮溃疡的小饥民，在教会医院修女和护士在为他做清洗消毒

学校：华西协合大学

辅仁

华西协合大学建于1910年，到2000年的九十年中，虽几易其名，但一直保持了独立办学。世事的变迁，认识的差异，多年来对私立时期的史绩有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在21世纪的今天，拓宽视野，从已发掘的资料中也许可以作一种猜测：在中国变法图强、兴学救国、振兴中华的背景下，她是华西地区新式教育的先躯之一，是灿烂的中华文明，尤其是根植于“天府之国”的巴蜀文化与西方近代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培育英才，参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伟大变革中，她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

 傈僳族村寨

休假與結婚
1922年聖誕節之前，富能仁首次回英國休假。1924年回到中國，內地會總監何斯德指派他到甘肅蘭州任內地會中學校長。1928年，富能仁被委任為內地會雲南總監，得以重返傈僳山區。當時，他還負責護送7位新分派到雲南的傳教士：海教士（J.David Harrison）夫婦和楊志英（John B.Kuhn）到雲南府（昆明），費教士（FrancisJ.Fitzwilliam）夫婦和賈教士（J.Harold Casto）夫婦到騰越[1]。1929年10月24日，已經43歲的富能仁在昆明與邰洛西（Roxie Dymond）結婚，當時邰洛西23歲，是循道會傳教士邰慕廉（F.J.Dymond）之女，生於中國，畢業於英國某大學歷史系。婚後，夫婦用四個半月時間進行了1400英里的長途旅行，遍訪雲南各傳教區。（维基百科）

復興與富能仁字母
1920年到1925年，富能仁在緬甸克倫族傳教士巴拖和傈僳族信徒摩西的幫助下，發明了一套傈僳文字，首先用它編寫了教義問答、翻譯《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以及傈僳歷史與語言手冊，然後將翻譯工作交給青年同工楊志敬（Allyn Cooke）夫婦，後來他又回來進行修訂工作，最後在1936年，完成了全部新約的翻譯。

富能仁一直實行對傈僳族信徒的培訓（通常全家、全村參加）。並且，與當時其他傳教士的做法不同，富能仁讓傈僳族信徒自費購買書籍、建造教堂和供養傳道人。這些做法後來幫助了傈僳族教會在日後遭到迫害時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並不因為失去原有的外援而受到挫折。（雖然其中也有數萬人逃往鄰近的緬甸和泰國）。富能仁將教會管理權交給傈僳族長老，在當地很少留下英國差會的烙印，不過他在家鄉卻組織了陣容龐大的陡鎴F，以支持他在傈僳族中的傳教工作。

整個30年代其他傳教士都在努力傳教，但是大部分新信徒都是來自傈僳族地區，包括傈僳族，以及克欽人和彝族。當時發生了大復興。中國政府承認，到1990年代，中國的傈僳族有90% 是基督徒。

去世和遗产
1938年9月25日，富能仁在中国云南省西部的永昌府（保山）因脑疟疾去世，留下了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但是当时他的传教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女儿Eileen Crossman在1982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山雨》（Mountain Rain）。（维基百科）

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字被称为老傈僳文。1949年以后被限定在基督教范围内使用，中国大陆政府另外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学家发明了新傈僳文。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字为傈僳语的正式书写系统。由于老傈僳文久已深入人心，较为通行。今天，富能仁仍是东亚最成功的基督教传教士之一。（维基百科）

一位傈僳族女信徒在复活节聚会中表演赞美诗。傈僳人能歌善舞，他们用傈僳族舞蹈动作来配合赞美诗进行表演。传教士在怒江流域传教时不但创制了傈僳文字，还结合当地的音乐改编赞美诗，如今当地的赞美诗表演不但有混声四部合唱，还有不少曲目就取自当地的民族音乐。（钟摆上的怒江）

曾在贵州传教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

1934年10月初，红六军团进抵贵州黄平境内，与国民党军激战两昼夜。战斗刚刚结束，部队到达一个小山村，这时，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名不明身份的外国人，红军战士当即将他们押到军团部。经过询问，萧克了解到，此二人是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和他的夫人露茜，10天前贵州教会召集他们赴黔西为“复活节”做祈祷，事后正准备赶回镇远的教堂。〃　　当时的红军认为，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播宗教，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于是决定将他们扣留。第二天，红六军团进驻旧州，又遇到了几名外国传教士，他们是新西兰人海曼和他的夫人以及两个小孩，还有一名加拿大妇女格雷斯·安布伦。〃　　如何处理这些外国人，萧克、任弼时等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决定无条件释放妇女儿童，而其他人则是有条件地释放，条件是教会必须为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也可以用弹药、无线电零件等物品代替。随后，红军让薄复礼和海曼给教会写信，讲清红军的条件。〃　　就这样，薄复礼开始跟随红军行动。几天以后，部队宿营在一座破庙里，萧克拿出一张从教堂里没收来的贵州地图，谋划着下一步行动。地图是用法文标注的，萧克自然看不懂。他把薄复礼叫到跟前，让他帮着翻译。薄复礼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地图翻译成中文。〃 ……萧克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值得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 〃 （转帖）
 

1905年，伯格理从这块当时荒凉的山坡上开始修建教堂与校舍。只用不到50年，基督教就完成了儒教用2000年时间也没完成的功绩。而今天，就象这阳光转过山岗，石门坎默默无闻地存在于中国最贫困的乌蒙山区中。   石门坎，这个要在五十万分之一的贵州省地图上才能标出名字的苗民小山村，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属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百年前——那时石门坎是黔、川、滇毗邻地区教育的中心。石门坎的文明史，与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有着重要的联系。柏格理早先在“昭通布道所”传教，昭通布道所的礼拜逐渐来了一些38公里以外的石门坎的苗族，柏格理和苗族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苗族也是川滇黔边区接受基督教的主要群体，柏格理遂于1905年向彝族土目求得土地在此建立教堂。这里也成了川滇黔边区的教育、文化中心，曾举办过的学生运动会，邻县参赛、参观人数达万人。学校教师收入主要靠学费，学费为小学每学期5升玉米（每升约4.5kg），中学7升。这里出去的学生，还有两三个成了博士。

石门坎的故事 http://www.chiyou.name/page/zl/tpz/4/23.htm

1887年，22岁的英籍（英格兰人）基督教传教士柏格里（S. 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的，1864～1915年），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来到中国，成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

《伯格理，云贵花苗之王，一位英格兰牧师 》
http://ido.thethirdmedia.com/article/frame.aspx?turl=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610/show522221c17p1.ibod&rurl=&title=%u4F2F%u683C%u7406%uFF0C%u4E91%u8D35%u82B1%u82D7%u4E4B%u738B%uFF0C%u4E00%u4F4D%u82F1%u683C%u5170%u7267%u5E08 %u8F6C%u8F7D --- ido.3mt.com.cn

用生命爱中国—伯格理的故事
作者：阿信  
胡锦涛总书记在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这样提到伯格理：

“公元1905年，一个叫伯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带来募集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分泳的游泳池。他还创制了苗族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那个乡村发生了一场瘟疫（伤寒），当地老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救治…

爱人如己：伯格理 http://www.ziboy.net/?p=180

有一位圣人，一位或许真正怀有如耶稣般虔诚信仰与悲悯的人，走过。
他的名字叫：伯格理（S. 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的，1864～1915年）
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位圣人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
他的名字叫做石门坎，位于滇黔边界的威宁地区。
百年前在这里，伯格理在这里就建设了教堂、学校、医院，并为当地苗民引进了土豆、玉米等农作物以及农业试验场。他还为当地苗民改进了土灶和纺织机，并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历史上第一次为苗语创建了书写系统：滇东北老苗文。

1915年，石门坎爆发伤寒，救助他人并耗尽药物的伯格理牧师，终于倒下了。长眠在他为之奉献半生甚至生命的土地。

八方而来的数万人为其送葬，这些人在他的人格魅力感召下，绝大多数皈依了基督。

墓碑上写着：
柏格理墓碑序（据“威宁县志”）：
先生本英籍，按欧文姓氏，与荫穆宠腊而得译音相近。少禀家箴，恭承天命，甫弱冠即渡海东来，更汉文为柏格里，字明星，能操各种文言，服习起居，随处与人从同，登场讲演，善于献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咸无不深省，足令惰者起而懦者兴，恶者胆寒而悲者慰。至其热心毅力，不避艰险；金沙江外，举凡障雨蛮烟，荒冷之区，靡弗足迹殆遍。土人爱而亲曰：赫甲家。都邑乡里之间，妇孺皆知其名；先生和气迎人，既孩提亦爱戴，尝酣卧抱中而情深不忍去诸怀抱者，至若老成。人受熏陶，莫不曰先生能以福音生人，不啻保罗再现于今，心悦诚服，有如知己。前清丁未，曾传教于冷米寨，迭遭围困，濒于危绝，当道本欲依法惩凶，而先生反数为之缓（），且泣曰：敌真理之徒，实不知基督福音，使果知之，方服从之不暇，何排拆之有。先生诚能动物，士大夫争相识之。其待教士，忧乐与共，恳挚之清，甚于家人父子。自辟石门，博精（）划，苗人呼之曰“堪德”（克垒勤）。先生为之创文字，译经籍，建堂设校，一片荒地，竟至崇牖栉比，别有天地，先生之心力瘁矣。客秋一痛长眠，就山窀穸。今石部集封碑，问之于予，因举所知而笔之。铭曰：“唯我先生，辟开石门，传宣圣道。觉牖斯民；若时雨降，勃然苗兴，天人喜爱，万世流馨。

他留给山民的是什么？
较为完备的基础教育与医疗，开阔的英语、体育、音乐的教育，苗人成文的文字……
这里成为了西南教育文化的圣地。在国外，信封上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寄到（今天这里不通邮）。

在这个今天仍然很贫苦的山区，在百年前，有4000多人在石门坎（这是一个乡级单位）完成的小学教育。其中有几十人完成了大学教育（我的母校云南大学就有来自石门坎的校友），走出了苗族第一位与第二位博士。甚至到今天，在这个闭塞的村庄，会有老人会说几句英文，会知道篮球的跑位、运球……

过去的荣光只能沉重的现实的痛苦。
1960年代，伯格理的墓碑被当作“四旧”推倒了。
从1949到今天，这里走出的大学生不足十人……贫困的难以置信（我近几天会发照片……）
怀念伯格理，更在呼唤……
难道真的只有等待圣人再度出线么？！
你的在天之灵，看见了么？

教徒手握着苗汉对照的《颂主圣歌》

苗族自其祖先蚩尤败于黄帝之后，经历了千百年来被驱逐与受迫害的苦难。1904年四个苗族猎人凭着偶尔听到的传言：“一个叫耶稣的神正在寻找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而找到传教士的门前……

当年的麻风病院中仍住着麻风病患者。传教士张道惠筹资兴建。"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麻风病是不治之症，但是住在这里的病人至少可以吃饱、穿暖，而且还有条件医治化脓的伤口。"-(英)张绍乔张继乔《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

礼拜日石门坎教堂中的听众

"在各民族的历史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只能算做一个较小群体。但他们仍是上帝心中的花朵，他又一次选择了地球上的弱者。" ——伯格理《苗族纪实》

苏科寨教堂复建于“1988年令人可怕的潮湿,并不美观的小教堂!当建筑落成的时候,苗族人真是欢天喜地,因为现在他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上帝之家'!”——伯格理《苗族纪实》

现在石门坎规模最大的苏科寨教堂的礼拜会

基督教会被驱逐出中国时这里曾留下了数万名教徒百余座教堂。“当我们合唱时，数百个喉咙的音调汇成一股声音的巨流，在夜空中显得特别宏大，真象一场大型礼拜唱出的赞美歌。”——伯格理日记。

附：

大清百姓——被爬着的、被痛着的、被枷着的、被跪着的

古田教案中杀害妇女儿童的凶手被处决——满清既是利用者，又是行刑者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

全部视频资料

漫画群丑图的研究 

摘要：文革初期的著名漫画“群丑图”，具有丰富的时政信息和深刻的艺术内涵，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甚至流传到国外。并由此派生出地方版本和新版“百丑图”，对文革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直至惊动中央高层和受到毛泽东斥责，方退出文革传播媒体。本文将对“群丑图”产生背景、对文革进程影响、作者生平、图中人物命运等相关作以探讨。

政治漫画与建国后的运动

政治漫画，一直是伴随着建国后的各种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有许多漫画参与其中，是中国当代漫画的一大特色。政治漫画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大量出现，下图为反胡风运动中的漫画。

漫画家华君武在1957年7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就是一幅代表作，主角是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姐姐）。

这幅漫画犹如压垮浦熙修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击垮了浦熙修，她终于完全按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意图，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了”。看来《辞海》对漫画的解释“一种具有讽刺性或幽默性的绘画”，是“一种通过夸张、比喻、象征、寓意等手法，表现为幽默、诙谐的画面”，还要增加新的内容。

1966～1976年的‘文革’期间，政治漫画创作达到高潮。‘文革’初期，主要以攻击和诋毁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及成员，随着运动的深入社会各阶层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均在其列。

其中有些漫画内容并不符合‘文革’大方向，仅仅标以糜烂生活、丑恶灵魂之类的题目，事实上未能起到鼓舞士气作用，甚至事与愿违。有些漫画内容触及了毛泽东的‘红线’，“群丑图”就是这样一幅漫画，毛泽东看后，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将对象集中起来羞辱、批判并不是“群丑图”首创，在1958年2月16日《北京矿院》上就已经出现“百丑图”。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鉴于许多小报中大多都有人身攻击内容，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它一方面肯定了“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又提出不要搞“黄色新闻”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相关漫画有所收敛。

群丑图与百丑图

  一些书刊、媒体，甚至论文中时常将‘群丑图’与‘百丑图’混淆。目前，普遍公认的‘群丑图’是指翁如兰创作，（署名是“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宣”）1967年2月22日刊登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首都二司）”主办的小报《东方红》上的漫画。

  此图一出，迅速被各地造反派的报刊转载、传播。下图为1967年3月3日出版《革命工人报》转载情况。

各地造反派受“群丑图”启发，采用‘换头术’创作山寨版的“群丑图”。

  而“百丑图”，据一些亲历‘文革’者回忆，在1966年10月份就已出现在北京街头，在后来广泛流传的版本又出现北京版本和上海版本，“百丑图”借鉴“群丑图”一些构思。其中许多人物名称、构图基本相同，后者只绘头像。区别在于：北京版本人物正好100人，可认为是“正版”，而上海版本为89人。两图人物排序不同，造型略有差异。下图为北京版本“百丑图”。

下图为上海版本“百丑图”

“群丑图”与“百丑图”在传播过程中，造反派根据斗争对象增加新的人物，派生出不同的地方版本，下图为东北版本“百丑图”。

笔者收藏的山西版“百丑图”，共87人。

由此看来“群丑图”与“百丑图”两图差别巨大，从人物构图方面，“群丑图”是人物整个身体，而“百丑图”仅有头像；“群丑图”每个人物都有道具和造型、有些道具还与一些历史事件相关，而“百丑图”则全无；“群丑图”人物造型虽有夸张，但基本还是本来面目，而“百丑图”则极力丑化……。由此可见，“百丑图”最多就是借鉴“群丑图”一些构思，两幅画根本就是牛马不相及的。但许多书籍，媒体常常将两图混淆。

署名邱建立，题目为“试述‘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的硕士论文P17页中有这样的描述：“漫画如臭名昭著的‘百丑图’，这是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示手下画的一幅丑化中央领导人的漫画。画面上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人头密集，相貌丑陋。共有中央委员和省市领导100多名。诬蔑他们给刘少奇抬轿子，吹喇叭，搞阴谋篡权活动。”上述描述，从人物数量描述是“百丑图”（“群丑图”中仅涉及人物39人），从抬轿子、吹喇叭的动作又是“群丑图”的构图形式，明显是将两图搞混了，有以讹传讹之嫌。还有无论是“百丑图”还是“群丑图”目前都还没有证据是蒯大富指示手下人搞的。

更有将“群丑图”中田汉手举的《谢瑶环》剧本当作图中人物的笑话。本文中，如无特殊说明均指“群丑图”。

关于“群丑图”的作者

有些媒体认为“群（百）丑图”是蒯大富手下人搞定，但蒯大富在“口述文革岁月”中有明确阐述：“‘百丑图’其实不是我们搞的。‘百丑图’的作者不是清华的，那个作者好像是北京戏曲学校的。但是‘百丑图’在清华的报纸发表的，《新清华》上发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们那去了，或者说他是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的。”由此看来，“群丑图”作者是翁如兰是无疑的。

翁如兰（1944～2012）是著名史学家翁独健的三女儿，母亲邝平章是著名翻译家、史学家。翁如兰少年时期就展现出绘画的天赋，曾有李苦禅大师用画交换翁如兰速写的佳话。

1956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年度国际儿童绘画写作比赛上得奖。因为她高鼻梁，同学给她起的外号-老鹰。196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从师叶浅予先生，主攻人物画。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翁如兰也别无选择、中断学业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按理说其父当时也受到冲击，她也是属于‘老子反动儿背叛’之列，充其量能被列作‘可教育好子女’范围。按常理，此漫画不应出于她有这种背景的人之手。但当时的年青人，追求政治进步，拿起画笔表现与老子彻底决裂也在情理之中的事，或以她的一技之长获准了‘革命’，在尴尬和畸型的境地下创作已成为历史文物的“群丑图”。而正是这张漫画给她带来了很大麻烦，被送进位于北京昌平公安局少年犯管教所，参加第二期“干部子女学习班”；又因受叶浅予老师牵连，进了著名的北京半步桥四十四号监狱，后被下放部队农场改造三年。
    1973年翁如兰被分配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期间作品都有浓郁蒙古风情，如人物画《颂歌献给华主席》、《欢乐的那达慕》、《摔跤》等。

粉碎‘四人帮’后，又创作了讽刺江青等人的政治漫画，其中《西太后：哎哟！你比我还会享福！》，画风与“群丑图”有异曲同工之妙。

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80年毕业后留在中央美院任教。

1979年，翁如兰的妹妹翁如琏赴美留学后，她也动了出国的念头。其父亲大惑不解。表示：“我不希望我的子女都到国外去生活。”但她仍坚持在1981年自费赴美留学、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研究院。1984年获取第二个艺术硕士学位，以职业画家身份在美国和加拿大举办过二十多次个人画展，并参加过多次国际展览，同时任教于宾州艺术学院、费城艺术博物馆及费城纺织科学院。1991年搬迁到洛杉矶，继续从事绘画创作活动。期间，结束了第一次婚姻，与美国人Bill先生重结秦晋之好。

 翁如兰旅美期间，也情系故土。2008年在母亲百年诞辰之际，计划着一次故乡寻根之旅……。

 2012年，老鹰飞走了。

相关人物

为了更好辨认“群丑图”中人物，特将人物按出场顺序编号，见下图。

№1-陆定一（1906～1996）

  陆定一，江苏省无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起，兼任文化部部长。1966年5月23日，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职务的决定。成为“文革”的祭旗者之一，在秦城被关押近13年之久。

№2-吴晗（1909～1969）

 吴晗，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当权者残酷批斗，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

№3-廖沫沙（1907～1991）

 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长、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曾为他和邓拓、吴晗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三人轮流撰稿，1966年5月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8年，是“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

1960年初，北京上演了孟超编剧《李慧娘》，廖沫沙用“繁星”的笔名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文革”中，这成了廖沫沙的一大罪状。

№4-邓拓（1912～1966）

 邓拓，福建闽县(福州市区)人，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撰写过大量社论、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有《燕山夜话》等，深受读者欢迎。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1966年5月18日，他含冤自尽。

№5～周杨（1908～1989）

 周杨，湖南益阳人。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监禁。

№6～夏衍（1900～1995）

 夏衍，浙江省余杭县（今杭州余杭区）人。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1955年5月，受潘汉年冤案牵连，在北京被隔离，接受中组部审查。“文革”开始后，再次受到批斗，他的锁骨被打断过，腿骨最终也被踢断了，眼睛几近失明……。

№7～林默涵(1913～2008)

 林默涵，福建武平人。著名文艺理论家。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被关押达十年之久。1975年到江西丰城钢铁厂监督劳动。

№8～田汉（1898～1968）

 田汉，湖南省长沙县人。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现代戏三大奠基人之一。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1968年，田汉不幸被迫害死于狱中。

№9～齐燕铭（1907～1978）

 齐燕铭，北京人，蒙古族。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前被贬任济南市副市长。1967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齐燕铭的文章—《齐燕铭是封建主义文艺狂热的吹鼓手》等。随后，被监禁在北京卫戍区长达7年。

№10～阳翰生（1902-1993）

 阳翰笙，编剧、戏剧家、作家。历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1964年创作的电影《北国江南》，受到全国范围的批判。“文革”中又被无辜监禁折磨9年之久。

№11～郑天翔（1914～2013）

 郑天翔，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人。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文革”期间，被关押7年之久。

№12～蒋南翔(1913～1988)

  蒋南翔，江苏宜兴人。教育家、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3～陆平（1914－2002）

  陆平，原名刘志贤，吉林长春人。1957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3月至1966年6月，兼任校长。

№14～刘仁（1909-1973）

 刘仁，原名段永强，土家族，重庆市酉阳人。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被关进了秦城监狱，1973年10月26日，在狱中含冤而死。

№15～彭真（1902～1997）

 彭真，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时任北京市市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文革”前奏中，北京拒绝刊登评《海瑞罢官》一文，彭真由此惹下“大祸”。毛泽东批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开了五人文化小组会议，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中提出了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16～杨尚昆（1907～1998）

 杨尚昆，四川省潼南县人。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 “文革”期间被撤销一切职务，被监禁达12年之久。1965年毛泽东无意发现在他的专列上装有录音机，勃然大怒。这就是图中的“录音窃密”。

№17～严慰冰（1918～1986）

  严慰冰，江苏无锡人，陆定一夫人，群丑图中两位女性之一。历任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60年代后，陆续向林彪、叶群写匿名信，惊动了中央高层。严慰冰于1966年4月被正式逮捕，1967年2月送秦城监狱关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

№18～肖向荣（1910～1976）

 肖向荣，原名萧木元，广东梅州市人。开国中将， 1952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76年3月23日含冤逝世。

№19～陈鹤桥（1914—2008）

 陈鹤桥，安徽省霍邱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历任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军委通信兵部政治委员，第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0～罗瑞卿（1906～1978）

 罗瑞卿，四川省南充人。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历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职。“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1966年3月18日不甘屈辱、以死抗争，跳楼摔坏了腿，1978年赴联邦德国治疗腿疾时去世。

№21～梁必业（1916～2002）

梁必业，男，江西省吉安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年“文革”中，他被批斗、关押、劳改长达8年之久。

№22～王光美（1921～2006）

王光美，天津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刘少奇冤案波及而受批斗。‘四清’运动中总结的“桃园经验”和出国访问的服饰均为罪证；又被冠称为“梅花党的党魁”，并以 “美国特务”罪名在秦城监狱关押达十二年。林彪曾亲自判决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毛泽东看到 “判决书”，立即写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几个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

№23～安子文（1909～1980）

 安子文，陕西省子洲县人。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文革”中，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安子文遭受迫害，1968年1月被捕入狱，1975年5月被下放到安徽省淮南市。

№24～薄一波（1908～2007）

  薄一波，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县人。历任财政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文革”中薄一波经历过136次批斗、206次审讯过堂，脊椎骨也被打坏。被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首犯投入监狱八年。

№25～贺龙（1896-1969）

 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时任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革”中因一些莫须有的猜忌与罪名被关押，含冤去世。

№26～刘少奇（1898～1969）

 刘少奇，湖南省宁乡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文革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1969年11月12日，遭受诬陷和残酷人身摧残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病故。

№27～李井泉（1909～1989）

  李井泉，江西省临川人。曾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文革”中，遭到批斗、关押，家人也受到株连，夫人自杀、儿子被打尚没断气，就被推入火化炉。

№28～万里（1916～2015）

 万里，山东省东平人。“文革”中，万里受到严重迫害，被监护审查。1973年5月，万里解除劳动改造，恢复工作，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29～林枫（1906～1977）

林枫，原名郑永孝，黑龙江省望奎人。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文革”中受到迫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批斗时，被打断肋骨三根，当场昏迷不醒。并于1968年至1972年被捕入狱。

№30～李维汉（1896-1984）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曾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1964年12月，被撤职离开了工作岗位。“文革”开始，已属‘死狗’之列，但李维汉受到迫害，被批斗40余次，关押8年之久。

№31～邓小平（1904～1997）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不久，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9～1973期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32～刘志坚（1912—2006）

    刘志坚，湖南省平江县人。时任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1967年1月遭诬陷批判，被错误关押、批斗、审查近八年。1974年被解除关押审查。

№33～吕正操（1904～2009）

    吕正操，辽宁省海城人。历任铁道部部长、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政治委员等职。“文革”中，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把吕正操关押入狱长达7年， 1974年，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得以出狱。

№34～何长工（1900-1987）

  何长工，原名何坤，湖南华容人。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6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一口气点了包括薄一波在内的几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名字，其中就有“地质部，何长工”，何长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35～刘澜涛（1910-1997）

刘澜涛，又名刘华甫，陕西省米脂人。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文革”中，1966年至1978年受迫害，被关押。

№36～陶铸（1908～1969）

陶铸，又名陶际华，湖南省祁阳县人。1965年1月陶涛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1967年1月7日遭诬陷，突然打倒，受到残酷迫害。
№37～肖望东（1910～1989）

肖望东，又名肖惠存、肖克，江西省吉安人。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任文化部代部长，被称为最短命的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被关押9年。

№38～钱信忠（1911～2009）

 钱信忠，上海宝山人。时任卫生部部长。因毛泽东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钱信忠又与当时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之一邓小平有密切的关系，“文革”刚开始，他就被打倒；后被下放到卫生部江西永修干校，劳动改造三年。

№39～王任重（1917～1992）

王任重，河北省景县人。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文革小组副组长。“文革”中，王任重被打倒，身系冤狱近8年。于1975年王任重被放出来，但仍被放在陕西武功的西北农科院监管。

    2015年7月15日，万里逝世，图中涉及39位人物全部离世。其中2人在“文革”中自杀～吴晗、邓拓；5人在“文革”中患病，得不到及时、良好的治疗，被迫害致死～田汉、刘仁、贺龙、刘少奇、陶铸；12人在“文革”中重新工作～齐燕铭、郑天翔、陆平、陈鹤桥、梁必业、万里、邓小平、刘志坚、肖望东、吕正操、何长工、钱信忠；1人虽然在“文革”中重新工作，但在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次被打倒（当然也包括万里和邓小平），1976年含冤去世～肖向荣；19人熬过“文革”十年后，陆续得到平反，并重新开始工作，他们是：陆定一、廖沫沙、周扬、夏衍、林默涵、阳翰生、蒋南翔、彭真、杨尚昆、严慰冰、罗瑞卿、王光美、安子文、薄一波、李井泉、林枫、李维汉、刘澜涛、王任重。

群丑图中道具涉及的历史事件

阎王殿

    图中№1人物～陆定一手提的锣上写有“阎王殿”，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用语，指的是文革前陆定一、周扬主持下的中宣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这篇背着北京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搞出来的文章实际上是对他们和中宣部的一个“突然袭击”。正因为彭真、陆定一等人对该文的背景不摸底，故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北京各报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66年3月30日下午，毛泽东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殿一词由此而来。

海瑞罢官

图中№2人物～吴晗举的《海瑞罢官》招牌，《海瑞罢官》原本是吴晗所写京剧剧本名称。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

翁如兰父亲翁独健指出：“过头了，超出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的理由一样”。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有鬼无害

图中№3人物～廖沫沙举着《有鬼无害》的招牌，这是廖沫沙发表在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上一篇文章的名称。1960年初，北京上演了孟超写的《李慧娘》，讲的是南宋奸臣贾似道害死美女李慧娘，李化为厉鬼报仇的故事。当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用“繁星”的笔名发表了这篇《有鬼无害论》，意在说明古今文学作品中，好的鬼故事很多，演一演也没有害处。此时正逢毛泽东讲“不怕鬼”的问题，他把“鬼”比作“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号召全党“与鬼斗”。“文革”中，这成了廖沫沙的一大罪状，此文被普遍认为是文革的导火索之一。

燕山夜话

    图中№4人物～邓拓举着《燕山夜话》的招牌，《燕山夜话》是邓拓的一本杂文集。1961年初，《北京晚报》向邓拓约稿，请他写一些杂文。邓拓应约，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撰写了150多篇，以马南邨的笔名发表在《北京晚报》上。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炼、妙趣横生、富有寓意，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1966年，《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刊登了《燕山夜话》的批判文章，《燕山夜话》被打成大毒草。由此，“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邓拓即留下遗书含恨自杀。

谢瑶环

图中№8人物～田汉举着《谢瑶环》的书籍，《谢瑶环》是田汉1961年时，根据碗碗腔《女巡按》改写的历史京剧。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林彪、康生以田汉的京剧《谢瑶环》中有“为民请命”、“载舟覆舟”等词句为由，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之罪名，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进而将三十年代以来党领导的文艺战线统统污蔑为“文艺黑线”。1966年田汉被捕人狱。1968年12月10日，他因长期被残酷迫害含冤死在狱中，终年七十岁。

二月提纲

    图中№15人物～彭真展示一幅《二月提纲》的条幅。《二月提纲》是1966年2月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文件，全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由于其成文时间而得名。其背景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一提纲试图保护撰写《海瑞罢官》受到批评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努力将对吴晗的批判圈定在纯学术讨论内。但因这一提纲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而在当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和严重的政治后果，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窃听器事件

图中№16人物～杨尚昆带着耳机正在记录着什么，这就“文革”期间强加于杨尚昆的“秘密窃听”罪行。在文革前夕，有一次毛泽东专列停在长沙车站，一名通信兵在站台上见到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口音开玩笑，而其所说正是毛泽东在车厢和张玉凤说的话。毛泽东立即盘问该通信兵，得知是罗瑞卿布置。而罗瑞卿则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求他在车厢安装录音机，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以便贯彻执行，罗瑞卿并出示了政治局的决议文件。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秘密录音”被篡改为骇人听闻的 “秘密窃听”，不仅将这一大罪状强加在杨尚昆头上，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80年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中办《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说：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匿名信

图中№17人物～严慰冰正在书写匿名信。1966年初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因向叶群写匿名信，惊动了中央高层。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严慰冰于1966年4月被正式逮捕，1967年2月送秦城监狱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至于严慰冰同志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陆定一认为她是精神有毛病。1961年以来写的几十封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写给林彪一家的。其中一封被认为是“最恶毒的匿名信”，严慰冰先寄给上海，再由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转，内容如下：

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

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孔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桃园经验

    图中№16人物～王光美手腕挎包上标有桃园经验。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先搞扎根串边，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把这一经验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推广。暂且不论“桃园经验”产生后果如何，危害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更为后来的“文革”提供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先例。

八条

图中№16人物～刘少奇手中令箭上写有“八条”字样，“八条”是当时还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1966年6月3日，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布置学校“文革”工作的八条要求：1、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2、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不准打人、污蔑人；7、注意保密；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后来，“八条”被列为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之一。

三自一包
    另外，刘少奇的轿子上还挂有“三自一包”的牌子，“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 “三自一包”是刘少奇在大跃进失败后，1959年4月份提出来的经济调整工作，恢复了大跃进前的农村经济政策，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困境，重要措施和法宝。“文革”中被列为与毛泽东对着干的罪证，横加批判。

保皇派

图中№16人物～陶铸手上持有一只笏，上写有保字，这在指陶铸是“保皇派”。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由于邓小平的推荐，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但他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小组”无法相处。特别是“换头术”和“篡改口号”事件惹恼了毛泽东；更可怕的是还与江青发生了正面冲突。于是，毛泽东发布了：“陶铸问题严重！”的最高指示，1967年1月7日，陶铸被突然打倒。

1969年11月30日，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在合肥逝世，享年61岁。

群丑图鉴析

    抛开“群丑图”当年的政治影响和当今社会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群丑图”从艺术角度堪称为传世之作，这种群体性政治漫画，在方寸之间包含了如此多的人物、道具和历史事件，至今仍不多见。漫画界甚至有人认为，从艺术角度看，可等同于《韩熙载夜宴图》及《清明上河图》，为艺术精品。

    该画人物造型运用了漫画最基本的技法夸张和变形：大头小身体。尽管体态动作夸张，但对象头部描绘却十分形似，没有刻意丑化，这显示了作者的绘画功力和艺术素养。有些观点认为“百丑图”是造反派由“群丑图”通过“斩首”再拼凑其它对象而来。仔细比较两图同一人物头像并无太多相似之处，“百丑图”绘图技法远逊色于“群丑图”；从时间上，“百丑图”也应先出现，笔者认为两图并无太多关联，最多就是借鉴而已。
     队伍的队形很有讲究，采用古代官员出巡招式，排列成Z（资拼音第一个字母）形队伍，向着“资本主义”悬崖走去。一只乌鸦在路标上鸣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乌鸦是不吉祥的动物，意味着死路一条。

从人物的出场顺序，可看出文化大革命从准备、发动，直至该画创作时的1967年初，运动进展情况。先从批《海瑞罢官》入手，再捎带上《三家村》；扫清刘少奇的“外围”，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打成阴谋反党集团；网罗刘少奇、邓小平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拼凑出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线”；对跟不上毛泽东“文革”思路的陶铸戴上一顶“中国最大资本主义保皇派”，清除官场，发配合肥；对刚被中央定为反动组织的“东纠”、“西纠”等红卫兵组织则放在队尾。

从人手中画中的“道具”都有出处，形象地说明了该人所犯的“罪行”，上文已有详述，不再重复。

“群丑图”中的角色都是国家当时的文化及政治精英，显示在“群丑图”被打倒和被批判被迫害的这三十九个人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文革中，除了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没有任何人是不受怀疑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个基层的党委和行政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无一没有受到冲击。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中华民族的浩劫是再恰如不过的。

群丑图类政治漫画对文革的影响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一切政治运动都需要宣传、动员。政治漫画作为一种通俗易懂的媒介，很容易被基层百姓理解、接受，产生强烈视觉效果。在还没有互联网、电视的年代，虽有电台广播，但当时收音机作为奢侈品尚未普及。“群丑图”和其它一些政治漫画通过小报，伴随着大串联，迅速在全国范围传播。起到了模糊普通群众的认识，煽动他们的盲目仇恨情绪的功能。对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之中的百姓有释放焦虑、宣泄攻击性欲望的效果，对文革发动、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群丑图”在可以公开批判人物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不同步，扰乱了毛泽东“文革”的战略部署。1968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其中指出：“（1）经过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已经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彭真、彭德怀、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周扬、肖望东；已经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对于这些已经点名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报刊或地方报刊上还要继续深入地进行批判（2）在中央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薄一波、吕正操、林枫、安子文、杨秀峰、蒋南翔、吴冷西、张闻天、张劲夫、韩光。”对于中央报刊准备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薄一波、吕正操、林枫、安子文、蒋南翔，包括毛泽东不想打倒的万里均出现在画面中，有明显的“超前”意识，有没经组织调查，先于定罪之嫌。
    “群丑图”中的一些内容涉嫌泄露至少在当时的国家机密，一些小报流传至海外。很多国外情报机构也将小报内容作为分析中国政局变化的参考资料。如图中出现的杨尚昆“窃听事件”、严慰冰的“匿名信事件”，就是今天能弄清来龙去脉的人也不多。据万里的儿子万伯翱指出：“父亲等人还被制作成几百万张“百丑图”到处张贴，甚至连苏联都看得到。”

中共高层对群（百）丑图的反应

“群丑图”刊出后，由于包含丰富的时政信息和上佳的观赏性迅速社会上传播，还有上文提及的“百丑图”通过不同渠道也传入中南海。

首先是“群丑图”的“主角”～刘少奇很快就看到了这张图，据《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一书，他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回忆：“有一天，我收到一卷小报，外面是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百丑图’，就是把一大批老干部描绘成为刘少奇吹喇叭抬轿子的人，里面夹着一封信，信中除了说些同情刘少奇，骂林彪、江青之流的话外，还说：‘我们还年轻，将来为您翻案！’……我们将收到的信件都及时送给了光美同志，她从中有选择地给少奇同志看。如那张‘百丑图’，就在少奇同志的茶几在放了好长时间。”不知刘少奇看后是何种感觉，想必一定是五味杂沉。

    《忆“文化大革命”中的粟裕同志》一文中记录了粟裕看过“群丑图”的反应：“有一天，我送了一张广为流传的‘百丑图’给他看，他紧锁双眉，略微看了一眼，气愤地说:‘太过分了！看了使人难受！’他又说:‘我们要慎重啊，一九五二年不是打了许多‘老虎’吗？有几个是真‘老虎’？’ 由此，也可以揣摩到他内心的忧虑是如何之深了。”

1967年2月初，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会上老干部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2月16日，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这就是史称“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的场景之一。

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记载：“（1967年）3月24日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和四个造反派组织代表开会，询问防疫情况，说：我点钱信忠、崔义田抓流脑办公室，四个组织都要支持抓防疫。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一天都不能迟缓。又说：那个“百丑图”是丑化我们的党，对党不利”。这说明周恩来很可能也看过“群丑图”，并持否定态度。

3月3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还有一些不应该的漫画，什么群丑图啦，罚跪啦，这样的照片，登在小报上，马上就传到了世界各国，丑化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这也是不应该，不允许的。”3月4日，谢富治与戚本禹在对北京各红卫兵小报和印刷厂代表的讲话中说：“什么‘百丑图’、‘群丑图’……他们本来一小撮，却被画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是替谁宣传？”

1967年2月27日，陈伯达在接见原“首都三司”部分代表时的讲话中说：“还有什么百丑图、群丑图，这都被香港……被坏人利用了，值得我们警惕，”次日，谢富治与傅崇碧一起在接见首都职工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中说：“街上传单的东西不要搞互相攻击，不要搞喷气式，不搞群丑图或画漫画。这些东西，我们毛主席从来是反对的，不提倡的，中央文革向来反对的，不提倡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生平全记录》一书中记载了毛泽东看到“群丑图”后的反应：“忽然，他发现傅崇碧的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着这幅图，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更重要的是“群丑图”内容并不能紧跟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其中的一些人并不是真正要打倒的，还是要保的，仅仅是批斗一下而已。如№28人物-万里，1973年5月，已“解放”并恢复工作，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毛泽东发了话，给“百丑图”和“群丑图”定了性。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正式传出消息，对《百丑图》予以抨击，并不准其它小报再转载，已发行的小报要收缴销毁。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其中就有对漫画表达方式给予限制。可见，毛泽东虽然对大字报及红卫兵小报持支持肯定态度，但对其中一些过分的东西和搞法，仍然是不赞成甚至明确表示反对的。由于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暗中的支持撑腰，以及当时全社会掀起的打倒刘邓及其在各地各部门的所谓“代理人”的狂潮，尽管毛泽东明确批评反对“群丑图”这种恶意的攻击、丑化方式，以及小报刊登戴高帽子等人身侮辱性照片，但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上用漫画丑化“刘、邓、陶”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省市领导的做法，以及戴高帽，搞喷气式等行为，并未真正得到制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群丑图中的疑惑

翁如兰是什么时间创作群丑图

    “群丑图”最先刊登在1967年2月22日出版《东方红》小报上，被普遍公认。那么，翁如兰是什么时间创作的“群丑图”？从倒数第三出场人物～陶铸被打倒的过程可以有初步推断。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在接见“湖北省揪王任重代表团”时讲：“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当晚，这个消息就传遍全北京，陶铸就算被打倒了。毛泽东于1月8日在中央会议上给陶铸定了性：“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

最后一个出场的组织“荣复军”，被1967年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直接点名，定性为“保守派的组织”、“反动组织”。

    笔者认为，“群丑图”创作于1967年2月中旬。

“群丑图”原稿在什么地方

日前，某拍卖网站曾出现疑似原稿的拍品，买家称：“6张来自废旧仓库手绘旧宣纸，作者不详”。

但网站还是暗示出自翁如兰手笔，将该手稿的局部与印刷版“群丑图”对比，除脸型高度相似外，人物布局及细微之处相差巨大，“原稿”人物是走在石子路上、人物没有标注名称……。拍品是高仿品（仅1888元的成交价让人狐疑）？是初稿？印刷排版时进行了再创作？原稿还在吗？如果在，它在哪里？

毛泽东看到是那个版本的“群丑图”

从各种文献记载，毛泽东看过“群丑图”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看过的是哪个版本呢？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生平全记录》一书中记载是比较可信的。从提到有抬轿子道具的描述，应该是“群丑图”。但描述中提到“群丑图”是彩色的，当时报刊还没有多种彩色的印刷、油印机更无法实现彩色印刷，网络上出现的彩色“群丑图”明显是赝品。

描述中还提到：“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目前，笔者只发现一幅罗瑞卿舞刀的漫画。

是傅崇碧回忆出现偏差？还有另一个版本的“群丑图”？如果有是什么样子？还是手绘一幅的“特供”？

为什么最后的两个人物无头像

图中的№38人物～钱信忠仅露了半张脸，№39～王任重只有名而无头像。是作者当时没有他们的相片资料？还是画到最后空间不足？

为什么那么多走资派漏网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当红”的走资派会被遗漏？外地的暂且不说，就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早在1965年初毛泽东就已经给张霖之定性了。在一次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值得一提是，就在“群丑图”刊发的当天，张霖之被迫害致死。也是作者当时没有他们的相片资料？

……

“群丑图”如果细细品读，还会发现更多的疑惑，但有些疑惑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

结语

岁月荏苒，斯人已逝。无论“群丑图”当时造成了什么不良的影响或对当事人造成多少伤害，笔者认为不必再对作者指责了。政治漫画属于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与其他人一样，漫画家恐怕也无法超然时代与政治之外。况且，作者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有几个人能看清“文革”的本来面目！即使看清了有多少人能像张志新敢说出来，就是周恩来不也说过很多违心的话吗？时至今日，笔者认为“群丑图”只能当作一个文物来研究“文革”，也作为艺术品来鉴赏。同时，希望我们祖国加快民主和法制建设，让“文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本文中有些内容来自网络搜索。马云通过网络平台已经成为财富仅次于王健林的富豪，有谁还会怀疑网络的虚无呢？如有争议，文责自负。

                         2015-10-20（10：00）完稿余角隅斋

我希望第二次文艺复兴回归原典儒学 

李泽厚

（原题：《答高更(paul Gauguin)三问》）

2015.11.5《中华读书报》

何道林（以下简称问）：2015年10月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由世界儒学研究联合会举办的“Li Zehou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李泽厚与儒学哲学）”，据说是第一次以健在的中国大陆人文学人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李泽厚（以下简称答）：有些人这样说，但我不清楚，这也不重要。我所知道的是，这次论文将结集出英文版。

问：你本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英语发言，能否谈谈？

答：会议的语言主要是英语，我没有提交和宣读论文，只在讨论中作了几次发言，也没有发言稿。

问：仍然希望你介绍你的发言。

答：那我现在就用中文综述一下，并作些补充。

一

问：就这样。还是用你习惯的问答体，请讲。

答：内容以前基本都讲过，这次只突出了几点。我带去了自己那本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三版）的封面，封面上有一幅后印象派大家高更（Paul Gauguin）的晚年名作。其标题是：“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我不懂法文，英译是：“Where do we come from？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这三问恰好表明了我要探求的问题，我把这本书的封面撕下来，带去给大家看看。

问：这三问也就是你提出的：“人类如何可能？什么是人性？何谓命运的哲学？”

答：对。首先讲第一问：人从哪里来？一般有两种回答，一是上帝造人，人由天国乐园堕落而来，不断救赎自己，经最后审判而重返天堂。古希腊神话也有以宙斯为首的活灵活现的神的世界，这已给了答案，所以西方哲学似乎很少提出这个问题。而自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以后，现在学术界则流行社会生物学，认为人是由动物基因突变（gene mutation）而来，因此人类社会只是动物界的继续。

问：这就是说人是一种无毛的猿，与动物无甚区别。动物也有社会组织，也有伦理，甚至也有政治权术。这一类的论述有很多，非常出名，传播甚广，影响很大。如《裸猿》《黑猩猩的政治》，等等。

答：因为这会议的题目是“儒学哲学”，我就说，中国的儒学恰恰不同意这两种看法，而认为人类文明（civilization）、文化（culture）都是历史的产物，有一个历史形成、发展的进程。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人类本身创造了自己。这也是我几十年来的基本观点。

问：如何说？

答：虽然中国古书也讲“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天命之谓性”，但这个“天”“天命”以及“天道”“天意”等等，都是相当含混模糊的，中国没有明确的创造主（Creator）的观念，也没有创造过程的记述。“天生烝民”的“天”，也可以解释成自然的天。这就相当不同于《旧约》里那个有许多具体的作为、语言，能够发号施令、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人格神上帝。

问：你经常引用《新约》的“太初有言”（语言）与《周易》的“天行健”（太初有为）相比较。

答：我又一次引用《浮士德》讲“太初有为”与“太初有言”，我并且说，我所讲的“为”是指人类自己的“为”，而不是天的“为”。我认为，中国的“天行健”，与“人性善”一样，是儒学的一种情感态度，是儒学的“有情宇宙观”，而不是客观的事实描述，实际不过是人类行为的情感借喻和反映。

问：我知道你能背诵《约翰福音》第一章。你过去主要是以此比较西方的“Logos-逻辑-语言-理性”与中国的“道始于情”“礼生于情”等等。

答：这次我强调儒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注重历史。《周易》描述上古“穴居而野处”，提出人类有这么一个有巢（巢穴居住）、燧人（取火）、伏羲（渔猎）、神农（农业）、黄帝（手工大制作）前后连续的时代，这是非常明确的历史进程。几千年前的描述，与今天的人类学研究若合符契，这一直使我赞叹不已。

问：赞叹什么？

答：赞叹儒学哲学的“强烈的历史意识”（thestrong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战国策》里有“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章学诚有“六经皆史”的说法。所以我说“天地国亲师”的“师”远不只是老师，主要应该指历史。老师教的主要也是历史，《三字经》《龙文鞭影》里大量的也是讲历史，而不像西方讲《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中国史书从未间断，最为丰富，世界第一。从“六经”到《史记》到《资治通鉴》到历代正史以及各种稗官野史，大量记述的是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各种基本经验、悲欢离合、大体真实的故事。这是中国文化的中坚内容。

中国人的强烈的历史意识，正是中国“人活着”的背景、依靠和根据，日常生活和文化艺术、诗文小说无不表现出这一特质。这才是儒学哲学的根本精神。人之所以在这个哲学中的地位极高，“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人之所以能“参天地、赞化育”（《中庸》），就是因为人本身是能“为天地立心”（张载）的历史创造者。

问：你由此把它扩展到人类，强调以“制造-使用工具”作为人类的起源，不是上帝造人，也不是基因突变，而是自己造出不同于动物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从而成为人类，便是这种儒学哲学根本精神的继续？

答：这就区别了《周易》与《圣经》，亦即区别了人与神，而且也区别了人与动物，因为动物只有进化史，没有自己的历史。儒家非常强调人禽之分、人兽之别，当然无法认同也就根本区别于现在非常时髦的自然演化说和社会生物学。

问：这也就回答了Gauguin的第一问？

答：有意思的是，Gauguin这三问，原本有其少年时代受天主教学校教育的背景。Gauguin这三问用的是We而不是I，是大我而非小我。我很高兴在这次会议上有两篇外国学者写的文章，非常重视或赞同我讲的“大我”与“小我”、“主体性”与“主观性”的区别。我这些说法，曾经受到国内自由主义学者们的一片猛烈攻击。但我至今坚持一切均历史产物，小我的自我意识相对于几百万年的人类来说，只是非常晚近的成果。正如婴儿和今天的人工智能，便很难说有“我”的意识。

二

问：Gauguin第一问，似乎已作了回答。那么第二问（我们是什么）呢？

答：我的回答是，我们是一种制造-使用工具并有人性心理的动物。

问：人是动物，这大概没问题，关键就在什么是人性了。你七十年代就说过，人性一词，古今中外大量使用，却从无公认的定义，仍然相当含混、模糊，有时偏向动物性，有时又偏向超动物性。

答：用我的说法，人性主要是指人所特有而为动物所无的文化心理结构。落实到个体上，便是情理结构。

问：Aristotle说过，人是理性的动物，强调人所特有而为动物所无的是理性。所以西方哲学多半一直说“理”而不谈“情”，崇奉理性，甚至主张理性至上，法庭挂的是公正（justice），也就是理性的公平，所以有个天秤挂在那里。但问题是这“理性”又从何来，也就是你所提及的问题。这个“从哪里来”其实主要属于第一问。

答：我的回答当然就是从积淀而来，就是从“制造-使用工具”中来。但积淀并不只是理性，因为人的心理结构不只是理性。我在1980年发表的《孔子再评价》提出“仁的结构”中的“心理原则”，突出的恰恰是“情”而非“理”。人性是人心的情理结构，而不只是理性。理性如前面所说，常常被认为是上帝的“言”（语言-逻辑-Logos，等等），因此可以完全无关于人的实体存在、生物本能、生存需要和生理欲望，Kant的超人类的纯粹理性便是如此。

问：你讲情、情本体、情理结构，但动物也有情啊。

答：这“情”是文化积淀的“情理结构”，不等同于动物的情；其中有理，但不同于机器的理。这我已讲过许多次了。

问：你在这次会议上，将积淀分为三个层次，以前讲过没有？

答：以前也讲过，这次略为详细些。第一层，我称之为原始积淀，即制造-使用工具，使人的行动的主体性积淀为人的心理的主观性，其中包括对称、平衡、节奏、韵律等等秩序感、形式感的建立，当然更包括动作语言（手势语）和发声语言（主要是语义）。此即理性的出现。当然还有主体性间的冲突与和谐、协同与分离等等感受和经验。

我非常欣赏这次会议论文中有一篇以近二十年考古学的新分支——认知考古学的研究材料，从原始石器和手的变化等方面来论证和赞同我的积淀说。这是一位美国学者写的。我讲，这是对我非常重要的科学支持。在西方，Nature经常含有某种固定的意味，而我所谓Human nature实际等同于Human psychology，它是变异的、进化的，是在动物生理基础上，人类自己塑建起来的。这Psychology一词，我只把它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并不等同于今天实证的、经验的心理科学。

问：当然，你所谓“人性心理”，以及“情理结构”等等，都只是一种哲学观念，细节和论证还待以后的科学发展。那么，积淀的第二层呢？

答：那就是不同文化的不同积淀了。由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生活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表达都颇有不同，形成了不同文化。这便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积淀。我常说，Kant虽然不进教堂，也未必真相信那个人格神的上帝，但他提出的超人类的纯粹理性、超现象界的本体，我以为仍然有上帝的影子。他所追求的普遍必然性，也是“两个世界”的文化心理积淀在哲学中的表现。

问：你在1979年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里，便提出客观社会性替代Kant的普遍必然性，这一点至今没有人注意。

答：对，没人重视。Kant强调先验性的普遍必然，如同西方讲的“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一样，是一种没有来由的原理、原则。西方老百姓或学者们也不一定读《圣经》、信上帝，但总觉得有个上帝在。中国并无此心理积淀，“天”在中国人心中仍然是如王国维所说的半神半自然。天是Heaven，又是Sky，既主宰又并不绝对，也并不普遍必然，相反，“人定胜天”倒是常常被人乐用，人们信奉、依靠的是各式各样、虽神圣而世俗且多元、常带有历史故事的神明，如关帝、妈祖、观音菩萨等等。对西方人来说，先验就是先验，不必问从哪里来，对中国人来说，常常要问这先验又是从哪里来的，划到哪里为止。中国人只有go beyond（超脱），没有西方基督教的transcendent（超验）的概念，这仍然是积淀了的强烈历史意识在主导的缘故。

问：西方强调的超验、先验和普遍必然，其实就是某种绝对性，而你讲的这种历史主义，缺乏绝对性，不妥。

答：不然，我认为绝对性也是历史的成果或产物。无论内在或外在，都是经过长期历史的积累或积淀而产生的。我一再举过杀老与尊老、溺女婴或养女婴的例子。西方普遍必然的绝对性常常来自神，中国普遍必然的绝对性来自人类自身。至于自然科学中的普遍必然的绝对性，我在《批判》一书里已讲过，也许以后还可再讲讲。

问：这些问题当然非常复杂，没法一次讲清楚。那么积淀的第三层呢？

答：第三，就是所有上面两层积淀都必然落实在个体心理上。而个体因先天（如生理遗传）、后天（如环境、教育、经历）的差异，每个个体心理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情理结构是并不相同的，而且可以差异很大。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DNA一样。这里用DNA来比喻，只是强调每个个体的差异，它并不是真正的DNA，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恰恰是随人的先天遗传的差异，以及后天环境、教育、活动、经历、素养的不同而变异的。所以我一直强调“积淀”是一个前行的进程，是formaiton、process，这次也讲了这点。

问：所以积淀并不像一些批评者认为，是理性压倒感性，集体压倒个性？

答：与那些批评恰恰相反，积淀使人的个性发展到更多元、更多样，也更细化、更丰富、更复杂，其个性差异远非任何其他动物所能比拟。自然的人化使人外在地具有了超生物的肢体和器官（supra-biological limbs and organs），创造了丰富的人文世界，同时也使人内在地具有了超生物的心理结构（super-biological psychology），造成了丰富的人性世界。情感与欲望相关联，“情”（包含“欲”）与“理”的不同比例、成分、先后顺序、交错往返的种种不同，造成了大量甚至无限的个性差异，有如DNA的不同组配一样。也正是这种积淀的个体差异，使其对原有积淀存在着突破或改变的可能。正是个体不同的情理结构，使人具有了创造性。创造性属于个体，包括工具、科技、精神文化各方面均如此。

人类的主体性是生产、活动、群体关系、社会生活等等。人类的主观性是语言、观念、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等。由于积淀的个体差异，使人有可能由突破后者而改变前者，也就是内在人性对外在人文的突破或变异。这就不是Marx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么简单，而是更为复杂多样了。总之，双重积淀都是在动物生理基础上所塑建、构造而成的。这就是我所讲的内在自然的人化。

三

问：剩下Gaugin最后一问了，“我们往何处去？”或“我们走向何方？”这似乎就涉及你的“命运哲学”了。

答：我在会上说，“我不知道”。这确实是当今人类遭遇的命运大问题，因为只有今天的人类拥有毁灭自己整个族类的危险和可能。儒家强调知命、立命，今天就不仅是要立个人之命，而且要立人类之命，这当然与哲学有关。所以哲学不只是研究语言，而且也研究命运。我也很高兴这次会议上，有篇韩国学者的文章，最后提到了我的命运的哲学和哲学的命运，我以为个体和群体的命运都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所以我说，人类走向何方，我不知道，我只想从哲学领域提出两点意见。

问：哪两点？

答：一是心理学转折。上世纪哲学领域有个语言学转折（Linguistic turn），影响极大，扩及几乎所有学科，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统治了整个世纪，产生了“哲学旨在纠正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文本之外无它物”等等纲领。这与上世纪和本世纪以数字语言、数学语言和理论物理为基础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有关。这种发展当然还需要继续进行，因为它们使人类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人的寿命有很大的延长，这应该高度肯定，不是某些后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所能否定的。但这的确也带来不少问题和祸害，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富分化、人情淡薄，等等等等。

科技作为工具本体，主要是讲理性。理性至上，从而也成为现代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主调话语，自由主义盛行，个人主义膨胀。而对理性的反动，则是动物情欲的宣扬和倡导，使得个体生存的荒谬、隔绝、无有意义日益突出，暴力、吸毒、流浪日益吸引人们，人成为半理半肉的两面性的动物。

问：因之你的“情本体”“情理结构”以及“关系主义”等等，是想以原典儒学的“道始于情”以及一直流传到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常讲的“通情达理”，来提出这个心理学转折？

答：Wittgenstein讲，Heidegger也有冲破语言界限的冲动，Wittgenstein自己则以伦理学来冲破这个语言界限。我提出“情理结构”“情本体”，也是想冲破这个界限，我想以此摆脱理性至上主义，但不是将“情本体”随意地、普遍必然地使用。例如我提出“情本体”，但在伦理学中，我却是Kant派而不是Hume派。我强调在人的内在道德心理结构中，不是“情”而是“理”作为主宰，才算道德。这次会议上，我也明确地讲了这一点，我说，Hume只能作为Kant的补充，理性绝不能成为情感的奴仆。理性是道德的动力，情感只是助力。

我在会议上也讲了我的伦理学有三个要点，其中之一是道德心理结构中的三要素（意志、观念、情感），前两者都是理性，观念是理性的内容，意志是理性的形式。但这形式有绝对性，这就是Kant讲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绝对命令即此心理的结构形式，这也就是自由意志，它是由作为内容的相对观念所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普遍必然的绝对性。我的伦理学的另两个要点是，我把伦理和道德作了严格的外（制度、风习、规范、律法等等）、内（意志、观念、情感）的区分，并强调了是由外而内，由伦理而道德；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宗教性道德、现代社会性道德的两德说。因时间关系，没有详谈。

问：也有学者对伦理、道德作过区分。

答：我在会上说了，美国著名作家Emerson就作过区分，但与我的区分完全不同。其他学者也如此。

问：你提醒这些很重要，情理结构、情本体并不是那么简单直截。

答：这个心理学的哲学转折，当然不会是现在，很可能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出现。但哲学应高瞻远瞩。我在会上说，希望未来的脑科学和医学的迅猛发展能支持我的情理结构说，如同前面提到的，近二十年的认知考古学可以对我的原始积淀说给予科学的支撑一样。

问：看来你的文化心理结构说或积淀说与Freud理论是恰好相反的方向？

答：Freud认为人类的文明或文化压抑了个体的动物性本能、欲望，驱使它们进入无意识领域，例如梦中实现性的欲望，等等。我同意Freud这一观点，并认为这是一大贡献，人类文明、文化对个体心理的确有压抑的负面作用。但片面夸大，就引起后现代对理性的全面否定，而导致动物性的行为、心理的“解放”。文化心理结构说更重视文明、文化对人类心理的塑造、构筑的建设性方面，即：人类不同于动物，除理性、语言、思维、逻辑外，也包括情感、欲望，例如使性变成爱，使动物的快乐感觉变为人的审美需要，如此等等。这就是中国儒学讲的陶冶性情。

总之，人性心理恰恰是人类自己经过学习、教育、陶冶而塑建出来的。它既非天赐，也非自然演化，这就为研究人性、研究脑科学提出了一种哲学上的转换。所以又回到了开头所讲的强烈的历史意识的重要，以及教育的重要、学习的重要。“惟斅学半”（《尚书·商书·说命》），“教学相长”（《礼记·学记》）。我把《论语》一书的主题归结为“学”，正是“学”才使人成为人，这是儒学的核心。

问：你对第三问的另一点意见是什么？

答：这就只能更简单地提一下了。

问：请说。

答：二十年前，我提出过希望有“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希腊，把人从神学、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后引发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也导致今日后现代的全面解构。我希望第二次文艺复兴将回归原典儒学，把人从机器（高科技机器和各种社会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确认和界定人是目的，发掘和发展个性才能。由“道始于情”而以国际和谐、人际和谐、宗教和谐、民族和谐、天人和谐、身心和谐为标的，使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但这又仍然需要人类自身的努力奋斗。

我一开头回答“人类走向何方”时，说我不知道，因为历史有许多的偶然性。我在1979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就认为，偶然与必然是历史哲学的最高课题。为什么今天要集中各方力量剿灭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就是因为某一天这些组织中的部分人可能弄到核弹和现代生化武器消灭人类，埋葬这个在他们看来污秽丑恶的世界，把全人类送入他们宣讲的天堂乐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再讲儒家的“一个世界”和“历史意识”的原因之一。这些就不多讲了。

问：那你的“命运的哲学”对人类走向何方还是很乐观？

答：即使对未来抱以乐观的展望，恐也不能多谈，否则就成为可笑的话语。以此为结。

（本文原标题为《答“高更（Paul Gauguin）三问”》）

作者：不详

作者：未查到 

来源： 世界环旅   WV梦幻之旅俱乐部

作者：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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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事挖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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